公元前202年，洛阳南宫，刘邦与群臣谈起楚汉成败。天下已经归于汉室，可这位马上皇帝并没有只谈胜利，反而追问众人：“我为何能得到天下，项羽为何会失去天下？”
高起、王陵认为，刘邦虽然常常轻慢人，却肯把利益分给部下；项羽看似仁厚，实际赏罚不明，难以容纳真正有才能的人。刘邦听完并不完全认同。他说，出谋划策，自己不如张良；治理后方、供应军粮，自己不如萧何；带兵作战，自己不如韩信。能夺取天下，是因为能够任用三人。
这番话后来成为“汉初三杰”的由来。可话说得明白，功劳太大也会变成危险。天下未定时，刘邦需要他们冲锋陷阵；天下已定后，三人的存在方式必须改变。韩信没有及时转身，张良选择主动退后，萧何则用一套近乎自损的办法，换取皇帝的安心。
韩信的问题，出在军功与兵权都太耀眼。
公元前203年，楚汉相持不下。韩信北取赵地，东进齐国，在潍水击败楚将龙且，声势达到顶点。项羽因此派武涉劝韩信自立，刘邦也开始担心这位统帅会成为第三股力量。
垓下决战前，刘邦与项羽曾以鸿沟为界议和。项羽放回刘太公和吕雉，率军东归。张良、陈平判断楚军疲惫，劝刘邦撕毁盟约继续追击。可是刘邦在固陵受阻，便召韩信、彭越南下会师，两人却没有立即出兵。
刘邦陷入被动时，韩信派使者提出要求，希望代理齐王，以稳定齐地。刘邦听后大怒，张良及时暗示他改变态度。刘邦明白，韩信手握重兵，绝不能在此时逼他倒向项羽，于是顺势封韩信为齐王，并答应分封土地。
这次妥协帮助汉军赢得垓下之战，却也埋下了日后的疑心。称帝后，刘邦先改封韩信为楚王，随后又在公元前201年以谋反嫌疑将其擒拿，改封淮阴侯。公元前196年，陈豨起兵，韩信被吕后与萧何设计召入长乐宫，最终在长乐宫钟室遇害。
韩信能打胜仗，却不擅长处理胜仗之后的权力关系。他曾以军事实力换取封号，刘邦也因此始终无法把他视为普通臣子。兵权一旦交出，昔日的功劳便不再是护身符。
张良采取的路数完全不同。他是韩国贵族后裔，秦灭韩后，曾在博浪沙谋刺秦始皇，失败后隐姓埋名。后来投奔刘邦，参与灭秦、争夺关中以及楚汉决战中的谋划，是刘邦身边最重要的谋臣之一。
天下初定，刘邦准备封给张良齐地三万户。这个赏赐极重，既代表荣耀，也可能引来皇帝的不安。张良没有接受厚赏，只请求封留地为食邑。留县规模有限，政治象征却足够，刘邦也乐于成全，张良因此成为留侯。
有意思的是，张良并非完全退出，而是把自己从权力中心慢慢移开。朝廷需要决策时，他仍然能够进言；不需要时，便以身体多病为由减少往来。他很少插手异姓诸侯的生死，也不卷入皇室与群臣的争斗，既不替韩信公开求情，也不主动充当清除功臣的帮手。
史书记载，张良晚年倾向于追随赤松子游历。无论其中有多少传说意味，至少可以看出，他没有继续经营一支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对于刘邦而言，一个不掌兵、不结党、不争封地的张良，威胁自然大幅降低。
萧何的处境更复杂。他长期镇守关中，掌管户籍、粮秣和后勤，刘邦在前线作战，军队的补给几乎都要依靠萧何。刘邦曾称赞他功居第一，封酂侯，食邑万户，位列百官之首。
但正因为萧何留在后方，他比任何人都更容易让皇帝猜疑。刘邦征讨异姓诸侯时，多次派人回关中打探萧何动静。表面是问候，实际是在观察：这个丞相有没有独立调动关中力量的打算？
萧何很快看懂了其中的意味。刘邦曾赏给他一支五百人的护卫队，名义上是褒奖，实质上带有监视色彩。萧何没有借机扩充势力，反而把护卫退还，并拿出家财充作军需，还把家中男子送往军中效力。
这仍然不够。萧何后来低价强买民田民宅，造成百姓怨恨。此举确实损害了他的名声，却也向刘邦传递出一个信号：关中百姓并不拥戴这个丞相，萧何没有凭借民望起兵的基础。
有人替萧何不平，他却明白，功臣要保全自己，不能只证明有功，还要证明没有取代皇帝的可能。韩信死于兵权难收，张良避开了权力漩涡，萧何则让自己从“百姓爱戴的名臣”变成了一个有污点、却无号召力的丞相。
同样位列三杰，三人选择了三条路。韩信把全部筹码押在才能与军队上，张良主动降低存在感，萧何则用名声和财产换取信任。刘邦所防备的，从来不只是功劳本身，而是功劳背后可能形成的兵权、民望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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