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的底色

陈远睦，1932年11月生，潮州潮安东凤村人，农民家庭出身，1949年前参加地下团组织。历任团潮安县委书记、彩塘公社党委书记、潮安县委副书记、普宁县委常委及革委副主任、陆丰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潮阳县委书记、汕头市副市长；1988年1月地级汕尾市设立，他出任汕尾首任市委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1年12月潮汕分市，他是省里分市领导小组四名成员之一；1992年3月转任潮州市委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潮州军分区第一书记，至1995年1月；后任广东省委候补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5月离休，2023年1月逝世。

这条履历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

一是他可能是全广东唯一一个当过两个新设地级市首任书记的人。1988年汕尾从惠阳地区剥离出来，他去了；1992年潮州从汕头市剥离出来，他又去了。两次都是分家，两次都是从零搭班子，两次都兼人大常委会主任。这不是巧合能解释的——组织上把同一个人反复派去处理同一类最棘手的活，说明他被认定是那种“能把一个刚出生的市抱稳”的人。也说明这类岗位的性质：没人抢着要，但必须有人去，而且去的人不能是新兵。

二是他是本地人，而且是潮汕腹地一路干上来的。潮安、普宁、陆丰、潮阳、汕头、汕尾、潮州——他履历上的每一个地名都在潮汕。这对1992年的潮州意味着一件极要紧的事：他要面对的不是白纸，而是一张织了几百年的网——宗族、侨眷、海外乡亲、老商埠的体面，以及刚刚被拆开的那口气。一个外地干部来谈“财物划分”，谈的是账；一个东凤村出来的干部来谈，谈的是人情。而在这种事上，人情往往就是账。

（注：任职起止月份以《潮州市志》和组织史资料为准。）

二、1992年的潮州是什么样子

它是三个新市里唯一一座“本来就该是市”的城。 汕头是特区，揭阳是新建，潮州则是一千六百多年的州府治所——隋开皇年间就叫潮州，明清潮州府统辖八县，1986年又进了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东仅有两座（另一座是广州）。所以它的升格带着一种别的城市没有的情绪：不是求来的，是还回来的。 这种情绪既是动力也是负担：动力在于全城上下都相信自己是座大城；负担在于，一旦现实配不上这份自信，落差会比别处更伤人。

它刚从一场拆分里走出来，而且这场拆分伤了它。 1983年潮安县被撤销并入县级潮州市，两个治所完全重叠，行政格局拧巴了八年；1991年这一刀下去，潮汕核心区分成三个互不统属的地级市，两千多年来头一回。对潮州来说，这意味着两件事同时发生：它终于拿到了独立的事权和财权（韩文公祠、开元寺的修缮不用再经汕头审批），但也永远失去了 hinterland 的规模——港口、机场、铁路的盘子从此要跨市协调，而且谁也不服谁。这个结构性困境，是他那一届就看见、却一辈子也解不开的题。

它的家当很小，名头很大。 1992年的潮州，城区还是那个老城，工业以陶瓷、刺绣、食品、塑料为主，全是小作坊式的集群；农业有凤凰单丛、水果、水产；财政紧得连路灯都要算着开。而它手里攥着的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块全国级的牌子。牌子比身子重——这是潮州此后三十年最深的张力，也是它唯一的活路。

它的第一张地级市规划图，要到这一年才铺。 拓展城区空间，改造老城道路、供水、供电，完善城市功能。这里要说清一点：韩江大桥等对外通道在他上任前就已存在，不要把他任内的交通成绩记早了。他能做的，是把老城那张网重新接上水、接上电、接上路。

三、他任内做的几件事

第一件：把班子搭起来，而且搭在一个刚被拆开的地方。 这是最枯燥也最要紧的一件。组建四套班子，原县级潮州市拆成湘桥区与潮安县，再把饶平从汕头那边接过来；干部调配、资产划转、财政权责划分，一笔笔点清。这笔账比宜春、上饶、抚州都难算——因为这一次分的不是上级地区的家产，而是同城兄弟的家产。老城区和枫溪、意溪怎么切，潮安的县城该驻哪里（最后只能暂驻枫溪），饶平来了之后算不算自己人，每一笔都沾着情绪。他做过一件很实在的事：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把法定程序的口子握在自己手里；兼军分区第一书记，把另一条线也拢住。这说明他知道这个过渡期靠的不是文件，是靠人。

第二件：把古城留住。 这是他唯一能署名、也唯一该署名的一笔。强调保护古城格局与历史风貌，修缮重点文物，传承木雕、潮绣、潮剧、工夫茶这些非遗，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片。这句话要写得克制：他任内做的是“止血”，不是“复兴”。广济桥恢复“十八梭船廿四洲”是后来的事，牌坊街成片修缮是更后来的事，文旅爆发是二十一世纪的事。但他那一届做对了一件极关键的事——在最没钱、最想上工业的年代，没把古城当成可置换的地皮。老房子一旦拆了，后面再有十倍的财力也建不回原样。这个判断，是一个放牛娃出身的本地干部做出来的，比任何规划文本都值钱。

第三件：让陶瓷活下去。 扶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陶瓷规模化、品牌化，鼓励潮绣、婚纱晚礼服等特色产业发展，形成区域特色集群；启动招商引资，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这里必须说清一点：他没有搞“全市一盘棋”的大集中，而是让各县各守一头——湘桥做瓷与绣，潮安做食品与包装，饶平做海。这个选择在当时是务实的（市本级没能力统筹，园区还没起来），在后来看是有代价的（产业散、企业小、至今缺龙头）。两句话都是真的，不该只留一句。

第四件：把农业和山区托住。 推动凤凰单丛、水果、水产等特色农业，扶持农产品加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抓好农田水利，推进扶贫开发，改善山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乡镇管理体系。这些事署名困难，也不产生叙事红利，但对住在凤凰山里和饶平海边的人是实打实的。

第五件：把人稳住。 加大教育医疗投入，改善城乡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1992年的潮州，刚从拆分里出来，人心是最容易浮的东西。他能做的是让机关照常上班、学校照常开学、市场照常开市。这三样都署名困难，但任何一样失手都是大事。

四、有几句话留在这里

时间归属必须分清。潮州后来的大事——中国瓷都授牌、婚纱晚礼服成规模、广济桥重修通车、牌坊街重生、潮州菜和工夫茶出圈、GDP迈上新台阶——相当一部分是在他离任之后才充分显现的。1992年的真实状态是：牌子刚挂，班子刚凑齐，潮安县政府还借住在枫溪，规划图刚铺开，窑火还在烧但烧的是小窑。把这些压进“升格当年”，是时间错置。

成绩要写在城市身上，名字很难被记住。他在潮州约三年，公开痕迹不多。可以确定的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时，机构立起来了，三级体制理顺了，古城没拆，窑火没灭，第一批孩子进了新盖的学校。这就够了。

客观地说，他任内的潮州底子仍然很薄。工业小散弱、中心城区太小、县域各自为战、拆分后的协同成本从此成为永久支出。他留下的东西几乎全是框架性的——架子搭对了，底线守住了，第一笔画出去了。至于后来加盖的那些楼层，记在他名下不合适；但要说这些楼层盖得起来，地基确实是那三年打的。

去向本身就是评价。1995年交班后，他任省委候补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1998年5月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一个当过两个新市首任书记的人，终点是正厅。 这话听着平淡，但恰恰说明他那几份答卷的性质：不是用来提拔的，是用来托底的。组织上把一个擅长分家、擅长守摊的人反复派去最难的过渡岗，用完就放回人大——这是对“稳”字最高也最沉默的认可。

五、怎么给他定位

对照前面写过的那些人：吴健民接手的是对着澳门的一片滩，他把门打开、把底线守住；刘峰接手的是1.6平方公里的沙丘，他把沙丘推平、把亲戚请回来；张高丽接手的是突然没了特权的深圳，他把面子刮干净、把赌注押下去；黄华华接手的是挨了金融危机一巴掌的广州，他把窟窿按住、把骨架换掉；白栋材、张迎祥、高丕俭、彭昆生、危朝安、陈达恒、钟键华那一组，接手的都是身份刚换的城，他们先把体制转稳。

陈远睦和这一组最像，也最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干的也是过渡期的活，留下的也是框架性的东西。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别人只干过一次这种活，他干了两次——而且两次都是把一个地方从更大的母体里剖出来，让它学会自己呼吸。汕尾是从惠阳地区剖出来的，潮州是从汕头市剖出来的。前者是穷，后者是疼。

他能做的事少得只剩两件：把家分清楚，把古城留住。而这两件事，恰恰是一座千年府城唯一不能跳过去的两步——前者错了，城立不起来；后者错了，城立起来也不是潮州了。

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这组人物里唯一一个本地土生、唯一一个兼军分区第一书记、也是唯一一个给两座新城当过首任书记的人。三年，不够看见一座桥修好，不够等到一块国家级牌子，不够开一次像样的总结会。但他站上去的那一天，公章换了一块，报表换了一种算法，老城的瓦没再掉，窑里的火没熄，第一次有人以“地级潮州市”的名义把账汇总上来。这就够了。

最后说一句不那么好听但必须说的话：今天的潮州，牌坊街上挤满了游客，工夫茶泡到了北京上海，陶瓷和婚纱晚礼服卖到了全世界。数字不算惊人，可你要是夜里站在广济桥上往老城那边看，还是会发现一件事——这座城的命，从来不在它后来拿到了多少顶帽子，在它肯不肯在被拆成三份之后，还坚持把那截城墙、那排骑楼、那口窑守住。1992年那个人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别让这份家在换牌子的时候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