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月，哈尔滨傅家甸，伍连德站在一处堆满棺木的空地上，面对刺骨寒风和不断增加的死亡数字，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地方疫病，而是一场必须用整套制度应对的公共危机。
疫情最早在1910年11月9日前后于傅家甸暴发。这里是中东铁路沿线的重要区域，人员、货物往来频繁，疫病很快沿交通线扩散到长春、沈阳以及东北其他地区。后来确认，这是一场能够通过呼吸道传播的肺鼠疫，传播迅速，死亡率极高。
当时的哈尔滨，正处在清朝宣统年间。到了1911年1月，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三千，并且每天仍在增加。街道上的棺木越来越多，医院床位远远不够，许多居民对疾病缺乏认识，甚至不愿佩戴口罩。单靠劝说，显然挡不住疫情。
伍连德很快发现，防疫不能只盯着病人，还要管住人员流动。他向有关方面提出分区管理，将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域，各区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证章，只能在所属区域内活动。跨区通行，必须取得特别许可。
这项规定看起来严厉，却是当时少数能够迅速见效的办法。为了保证封锁措施落实，长春调来约一千一百六十名士兵，负责交通管制和隔离线巡查。这里所说的交通，不只是车辆和道路，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有士兵曾担心居民不服管束，伍连德的态度很直接：“没有秩序，任何办法都落不到实处。”军人也必须遵守分区制度，不能因为身份特殊而随意穿行。封锁线因此真正具有了约束力，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
医院内部也被重新安排。患者按照病情分为疫症、轻症和疑似等不同类别，另设防疫施医处，尽量避免健康人员与病人混杂。值得一提的是，“疑似”这一分类在这场防疫行动中得到明确运用，后来成为传染病管理中的常用概念。
真正令人称道的办法，出现在隔离场所不足之时。伍连德向中东铁路公司借用车厢，把一节节能够独立封闭的车厢改成临时隔离营，共计一百二十节。车厢可以迅速运到铁路附近，也便于分开收治不同情况的人员。
这不是简单找地方安置病人，而是把隔离做成了可以移动、可以复制的防疫设施。那时尚无抗生素，治疗手段十分有限，切断传播链便成了最现实的选择。车厢隔离营的价值，正在于它绕开了医院数量不足的难题。
病人被控制住后，尸体处理又成了新的关口。哈尔滨冬季严寒，土地冻结，挖掘墓穴十分困难，一些尸体只能暂时堆放，草草掩埋也难以保证安全。伍连德担心，病菌可能在低温环境中长期存留，野兽啃食尸体后，还可能把危险带回居民区。
他曾对身边人说：“尸体处理不好，前面的防疫就可能前功尽弃。”可是，集中火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触及传统观念，阻力并不小。伍连德没有只凭命令推进，而是请官员、乡绅到现场查看，让他们亲眼看到坟场的状况。
现场的情形改变了许多人的判断。经过地方官员陈情，清政府最终批准集中火葬。1911年1月31日，防疫人员组织工人，将大量染疫尸体集中处理，并以煤油助燃。此前被掩埋的部分尸体，也被重新挖出焚化，以减少病菌残留和再次传播的可能。
俄方防疫人员目睹这一过程后，也在其辖区采取了类似办法。这个细节说明，面对共同的疫病威胁，铁路沿线不同管理区域之间，开始出现了少见的防疫协作。
春节期间，防疫部门还曾倡导燃放爆竹。伍连德认为，爆竹燃烧产生的烟雾和硫磺成分，或许有一定辅助消毒作用。今天看来，这种办法并非主要防线，但它反映出当时防疫人员正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稳定民心、减少恐慌。
随着隔离、管制、分类收治和尸体处理逐步落实，傅家甸的死亡人数开始下降。1911年3月1日午夜，防疫机构收到连续报告，确认当天没有新的鼠疫死亡病例。随后，隔离措施逐步解除，防疫力量又转向长春、沈阳等地。
到1911年4月底，东北主要疫区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这场持续数月的灾难，留下的不只是死亡数字，也留下了一套在近代中国极为罕见的城市防疫经验：铁路管制、分区管理、疑似病例收治、临时隔离设施，以及集中处理传染源。
1935年，伍连德因在鼠疫防治方面的贡献，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他没有因此获得该奖，但这份提名，足以说明那场发生在东北严冬中的防疫行动，已经进入世界医学史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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