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湖北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王定烈准备从恩施前往来凤。旧吉普车已经停在院外，参谋人员也收拾妥当。临上车时，他没有急着出发，反而问了一句：“去来凤的消息，通知县大队了吗？”
参谋回答，前一天已经通过电话告知。王定烈沉吟片刻，随即改变安排：“今天不去了，改日再去，但不要再打电话。”
这道命令让身边人摸不着头脑。行程已经定下，车也准备好了，为什么偏偏在出发前取消？直到第三天，王定烈没有再作通知，才带着几名参谋乘车赶往来凤。
来凤县大队长见到他，第一句话便是：“昨天公路附近有两百多名土匪活动了一整天，你们若是按原计划来，很可能碰上埋伏。”
答案这才揭开。部队使用的是架设在空中的明线电话，通话内容并不难被敌人截获。王定烈后来回忆，土匪掌握的不只是某一次行动，而是已经摸到了部队传递消息的方式。
这件小事，折射出鄂西剿匪初期的艰难。恩施地区山岭密布，峡谷纵横，湘西、川东南、黔东北与当地相互连接，行政边界又较为复杂。这样的地形，既便于隐藏，也方便土匪跨区流窜。
抗日战争后期，鄂西不少地方便有成股匪患。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大陆之际，一些地方势力被重新利用。原本的土匪武装得到番号、枪支和政治名义，头目甚至被冠以“司令”“军长”等称号，国民党特务则潜入其中，负责联络和策划。
他们袭击基层政权，暗杀干部和农会人员，还散布所谓“国军即将反攻”的消息，威胁百姓不要接近共产党。1949年至1950年5月，恩施地区已有七十多名工作队员和农会干部遇害。部分土匪甚至强迫青壮年上山，再以其家属作为控制和传递消息的手段。
在这种情形下，单靠部队追赶并不够。土匪熟悉山路，白天隐蔽，夜间出动，今天出现在甲地，明天便可能转到乙地。部队若只凭几份情报行动，往往容易扑空，甚至暴露目标。
王定烈等指挥员很快意识到，剿匪不能只看枪口，还要看群众站在哪一边。部队到达村寨后，便张贴布告，宣传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借粮买粮按价付款，宿营不扰民，行军途中还帮助百姓修路、干农活。
这些事情看似琐碎，却比口号更能改变印象。过去土匪常把军队说成“来抢东西的人”，而解放军用一笔笔清楚的粮款、一件件实在的帮工，让百姓分辨出谁在保护他们，谁在利用他们。
有意思的是，部队还主动请当地农民讲解山路、物产和牲畜饲养。军民之间有了来往，山里的消息便不再只掌握在土匪手中。谁家来了陌生人，哪条小路出现了马蹄印，哪个山坳夜里有火光，都会逐渐传到基层干部耳中。
群众关系稳住后，军分区又从土匪家属入手开展劝返。工作人员向他们说明，土地改革正在推进，愿意脱离匪群、返回家乡的人，可以争取宽大处理。许多被胁迫上山的青年本就不愿久留，家属传话之后，陆续下山投诚。
局面由此发生变化。过去是土匪打听部队动向，后来变成部队能够及时获知土匪踪迹。敌暗我明的局势，开始一点点倒转。对于那些拒不悔改、继续杀害群众的匪首，部队则集中力量，采取分进合击、反复搜索等办法，压缩其活动范围。
从1950年至1951年6月，恩施军分区在鄂西展开连续清剿，消灭大小匪股七十余股，缴获枪支九千五百四十支、子弹一百二十万发，歼灭匪徒万余人。战斗并非没有代价，解放军有四百七十七名指战员牺牲，其中连、排级干部十六人。
1951年建军节，恩施群众为部队举行庆祝活动。土家族、苗族群众带来米酒和歌声，地方老人还与王定烈交谈。剿匪胜负表面看是山林中的进退，实质却取决于基层政权能否站稳，军队能否守住纪律，以及百姓是否愿意把真实情况告诉身边的干部。
来凤那次临时改变行程，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伏击；而此后不断扩大的群众联系，则让类似的埋伏越来越难以成功。伪装成“国军”的土匪失去消息来源，也就失去了在山岭间长期周旋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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