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日，上海邑庙区复兴东路，康太太家的大门被一名“抄表工”敲响。寒冬里的石库门弄堂十分安静，谁也没想到，这个普通上午会牵出一桩震动上海的连环大案。
来人穿着华商电气公司的工作服，肩挎帆布包，帽檐压得很低，脸上还蒙着口罩。赵妈开门后，另一名男子紧跟着闯入。她还没来得及询问，太阳穴便遭到重击。
康太太闻声出来，也被两人制服。劫匪对宅内情况十分熟悉，很快翻出二十两金条、黄金首饰、银洋和存折。奇怪的是，他们没有急着离开，反而在厨房煮了馄饨，吃完后还拿拖把清理地面。
临走前，其中一人用喷筒在门板上留下一个拳头大小的红桃图案。那声音听上去像是在喷杀虫药，实际上却是特意留下的标记。上海解放才半年，治安尚在整顿之中，这个图案立刻让人联想到一个心狠手辣的江洋大盗。
邑庙分局刑警辛强赶到现场后，没有被红桃图案牵着走。他发现，劫匪虽然故意摆出老江湖的架势，却反复清除脚印、擦拭地面，说明他们更像是熟悉侦查手段的旧式人物，而不是所谓的“道上大盗”。
当天，露香园一对年逾七旬的华侨夫妇又遭到同样手法抢劫。劫匪依旧伪装成抄表工，绑人、搜屋、清理现场，并留下红桃标记。两案受害者彼此没有关联，说明凶手选择的是富户，而不是私人仇杀。
专案组循着工作服追查，华商电气的抄表班共有十七人，服装和工具均无缺失，案发时也都有相互作证。线索眼看断掉，辛强却从一块坏掉的旧怀表中想到：现在没有流失，不代表过去没有遗失。
老抄表工周师傅提供了关键情况。几个月前，一名叫陈大根的工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大威医院抢救，脱下的工作服和帆布包无人管理。陈大根最终死在手术台上，那套行头也没有回到公司。
医院财务记录显示，曾负责处理手术室杂务的何俊德，因手脚不干净被辞退。此人有多年劣迹，还曾因抢劫入狱。辛强找到他时，何俊德承认捡走过那套工作服，却声称早已在夜市卖掉。
案情再度陷入僵局。就在这时，蓬莱区的老字号中药铺“天年堂”遭到洗劫。三名劫匪对药材藏放位置十分熟悉，专挑麝香、野山参、猴枣等贵重药材，连虎骨都嫌太重。他们仍然留下红桃图案。
辛强由此判断，这伙人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江洋大盗。旧时所谓的“道上规矩”，通常不会动郎中、药铺和老弱病残，可这伙人不仅抢药铺，还具备明显的反侦查习惯。专案组遂把排查重点转向被清除的旧警察、旧特务及熟悉中药行业的人。
几天后，中药商行报告有人前来兜售名贵药材。此人从曹家渡码头搭船前往青浦，留下的姓名却是假线索。真正的突破口，来自火车北站一名扒手身上的羚羊角。刑警称量后发现，重量与“天年堂”失窃的羚羊角完全一致。
被窃旅客曾打听去昆山如何检票。辛强没有只追着这个陌生旅客查，而是反过来排摸被辞退的昆山籍旧警察。很快，一个叫袁晓墨的人进入视线。
袁晓墨曾在租界巡捕房任职，上海沦陷后又替伪机构做事，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警察系统清除。他没有固定住址，却与昆山亲戚俞北昌来往密切。专案组赶到昆山，从俞北昌家中搜出了那只被扒手接触过的挎包。
俞北昌很快交代，袁晓墨纠集他和中药商史鼎骁，利用熟悉上海街区和办案方法的优势实施抢劫。抄表工服是夜市买来的，红桃模子则是故意制造的烟幕。三人作案后，还把部分药材交给俞北昌带回昆山藏匿。
袁晓墨、史鼎骁落网后，案件本应收束，新的疑点却出现了。12月8日，毕宅又遭三人抢劫，劫匪冒充公安，照样清理现场并喷上红桃图案。可袁晓墨等人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现场留下的红桃印记也与前三案略有不同。
辛强重新走访毕宅，从十岁的毕学勤口中听到一个细节。劫匪吃饼干时，有人一口说出那是泰康公司的奶油夹心饼干，还能分辨糖料变化。这样的熟悉程度，绝不是偶然。
调查泰康公司的客户后，潘量斛浮出水面。他出身于被查处的旧式势力家庭，长期过着优裕生活，家产被清理后心怀不满，又不愿靠劳动谋生。案发后，他承认自己纠集汪横、陶仰石，专门假冒“红桃大盗”作案，手里的“公安证件”其实只是自行车执照。
1950年春，上海军管会分别对两拨罪犯作出判决。袁晓墨、潘量斛被判处死刑，其他涉案人员被判处十年至无期徒刑不等。这起案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非红桃标记，而是失踪的工作服、称量出的羚羊角，以及孩子记住的饼干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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