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1日，黄海与东海交汇附近海域，中国货轮“跃进”号突然发出求救电报，船上59名人员随即弃船。此时，国内尚未对外公布事故详情，日本方面却在次日抢先播报，称这艘中国万吨级货轮遭到三枚鱼雷攻击。
一艘商船为何会牵动多国神经？原因并不复杂。当时中日尚未正式建交，朝鲜半岛局势也很紧张。若“跃进”号真是遭到潜艇袭击，事件性质就不再是普通海难，而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外交与军事冲突。
日本广播电台公布的说法十分具体：遇险地点、航行方向，甚至“命中三发鱼雷”等细节都被一并披露。消息传开后，外界立即展开猜测，有人怀疑是美国潜艇所为，也有人认为与南朝鲜方面有关，还有人把矛头指向日本海域残留的水雷。
中国当时没有立刻发布结论，并不是毫不知情。周恩来得到报告后，要求先确认船员安全，再查明沉船原因。毕竟，事故地点远离中国海岸，单凭几名船员的初步描述，便贸然认定遭到攻击，后果难以估量。
“跃进”号并非普通货轮。新中国成立后，大连造船厂承担了自行设计、建造万吨级远洋货轮的任务。船长约169米，排水量超过两万吨，载重量达到一万五千吨级。对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而言，这是一项检验造船能力的工程。
1958年，“跃进”号下水。设计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长期混在一起解决问题，许多工艺都是边摸索边改进。周恩来曾到大连造船厂视察，对这艘船寄予厚望。它不仅是一条货船，也承担着中国远洋运输走向深海的象征意义。
1963年4月底，“跃进”号从青岛港出发，前往日本门司和名古屋，船上装有玉米、矿产及其他货物。这是一次具有试验性质的远航。航线能否顺利完成，关系到中日民间贸易能否建立更稳定的海上通道。
5月1日下午，“跃进”号发出国际求救信号。电报内容很简短：“我船受击，损伤严重。”周恩来获悉后，最关心的是船员是否脱险。随后，货轮沉没的消息传来，但59名船员已经登上救生艇，漂泊一段时间后，被日本渔船救起。
日本渔船的救助避免了更大伤亡，却也让事故消息迅速流入日本媒体。船员返回途中，日本方面便将“鱼雷袭击”的说法传播出去。中国军舰奉命前往接回人员，周恩来则要求有关部门尽快从船员口述中寻找线索。
上海打捞局局长张智魁曾与遇险船员同机赴京。机舱里气氛沉闷，许多人以为回国后会被追问责任。张智魁没有摆出审查姿态，只说：“了解情况，是为了以后打捞。”这句话让船员逐渐放下戒备。
有人坚持认为听到两声巨响，还看见远处出现疑似潜艇的目标。但张智魁注意到一个细节：如果是鱼雷近距离爆炸，船体内部的玻璃和器皿通常会出现明显损坏；而“跃进”号从遇险到完全沉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也不像遭受鱼雷后迅速断裂下沉。
船长和大副的判断更接近触礁。由于海上缺少岸标，船舶只能依靠计程仪和航海图估算位置。当时船上仪器精度有限，天气变化又造成航向误差，货轮很可能已经偏离预定航线。二副所说的“尚未转弯”，并不能完全排除实际位置发生偏移。
要平息争议，口述远远不够。周恩来决定派出专业力量调查沉船。打捞编队共有十艘舰船，人员超过千人，涉及潜水、航海、测量和打捞等多个专业。沉船海域水深接近六十米，超过当时潜水员已有的常规记录，减压和供气都是难题。
张智魁提出缺少潜水母船、储气设备和水下照相机。周恩来逐项协调，调集船只，设法取得储气罐，又安排采购水下摄影器材。连潜水员可能遭遇鲨鱼的问题也被考虑在内，救援准备不敢有半点马虎。
潜水员抵达海底后，先确认船体上的“跃进”字样，再检查焊缝和船底。结果显示，主要焊接部位没有制造缺陷。更关键的证据来自苏岩礁：礁石上留有船体红漆，附近还发现了碰撞痕迹。
沉船本身也留下了答案。船体有三处破洞，龙骨折断一根，另有多处凹陷。破损形态与礁石上的擦撞痕迹能够相互印证，并没有发现鱼雷爆炸留下的典型证据。
调查结论随之明确：“跃进”号不是被鱼雷击沉，也不是因为船体制造质量问题，而是在航行中偏离航线后触碰苏岩礁，最终进水沉没。新华社依据打捞和潜水调查结果发布消息，关于潜艇袭击的猜测才逐渐平息。ે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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