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内容概要
- 政府支出创40年新高标
- 不敢吃了！澳洲超市果蔬检出201种农药残留，44%样本含“永久化学物质”
- 49.5%澳洲劳动者学历高于岗位要求
- 澳洲今年查获假钞数量飙升
- 每月多花$770，“单身税”压垮澳洲人！
- 澳洲遭遇技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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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创40年新高标
澳洲联邦政府支出持续处于高位。国际评级机构标普警告，如果当前的有利经济条件在未来消失，政府财政状况可能在长期面临更大压力。
2025—2026财年，联邦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9%，除全球大疫情期间外，这是40年来最高水平。
虽然标普近期维持澳洲联邦政府的AAA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该机构首席分析师马丁·福（Martin Foo）表示，目前澳洲税收收入处于较高水平，因此高水平政府支出短期内还不是问题，但长期来看，政府支出持续高企可能带来两个问题。
首先，目前增加的支出并非临时性的，而是涉及国防、养老照护、社会保障和政府利息支出等长期项目。如果未来税收收入不再保持目前的高水平，这些支出就可能成为财政负担。
政府支出持续高企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让澳洲储备银行（RBA）控制通胀变得更加困难。
近年来，澳洲税收收入一直受益于较高的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目前，澳洲税收收入相当于GDP的24.1%，仅次于2004—2005和2005—2006财年的矿业繁荣期，处于历史第二高水平。
但如果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或失业率突然上升，澳洲近年税收大增的势头可能就会结束。
资深经济学家理查森（Chris Richardson）也持类似看法。 「拿暂时性的意外收入去作出长期的财政承诺，是预算管理中屡见不鲜的错误。」
马丁·福表示，目前澳洲储备银行正努力压低通胀，而政府的高水平支出却可能在推高需求，两者的政策方向并不完全一致。
9月加息后，澳洲储备银行行长布洛克（Michele Bullock）表示，近几个月中东冲突进一步推高了通胀，但国内经济的产能压力仍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不过，财政部长查尔默斯（Jim Chalmers）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表示，政府需求的增速正在放缓，而私人部门最终需求增速则明显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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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吃了！澳洲超市果蔬检出201种
农药残留，44%样本含“永久化学物质”
一份爆炸性报告揭开日常食品中潜藏的危险：实验室检测发现，澳洲各地超市出售的水果和蔬菜含有令人担忧水平的农药残留。
澳洲农药行动组织（Pesticide Action Australia）周三公布的《澳洲残留报告2026》（Australia’s Residue Report 2026），检测了6月在阿德莱德、布里斯班、悉尼、珀斯和墨尔本的Coles、Woolworths及Aldi门店随机购买的13种水果和蔬菜。
检测对象包括苹果、牛油果、香蕉、蓝莓、西兰花、甜椒、黄瓜、葡萄、生菜、土豆、哈密瓜、草莓和西红柿等日常食品。此次独立检测在78个样本中发现了201种农药残留，涉及54种不同农药。
检测结果显示，44%的样本含有一种或多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也就是俗称的“永久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与癌症、高胆固醇和免疫系统功能障碍等严重健康问题有关。
此外，有4种残留物超过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APVMA）设定的限值；56%的样本至少含有一种未获欧盟批准使用的农药。
14%的样本含有新烟碱类农药。这种内吸性农药会被作物吸收，在海外受到广泛禁用和限制，并与严重的健康和环境问题有关。
检测还发现了5种有机磷农药。这类神经毒性化学物质源自二战时期的神经毒剂，因对健康和环境构成严重风险，已在全球受到严格限制或禁用。
这家致力于减少澳洲农药使用的非营利慈善机构还发现，8种残留物显示存在未经授权使用农药的迹象，目前正紧急寻求当局确认。
农业生产广泛使用农药，以确保供应充足、减少食物浪费和提高农场生产力。在澳洲，农药审批由APVMA负责。
然而，澳洲仍在使用一些早已被海外禁用的农药。澳洲使用量较高的农药中，有60%在欧盟遭禁，只有16%仍获国际全面批准。
今年7月，APVMA提出一项引发争议的建议，拟允许浆果中“永久化学物质”isocycloseram的残留量最高达到现行水平的500倍，消息登上全国新闻头条。
就在几周前，澳洲化学品监管机构还轰动性地批准使用除草剂百草枯（paraquat）；这种除草剂与帕金森病有关，并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遭禁。
英国农药行动网络（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UK）政策经理Nick Mole表示，这份报告“清楚表明澳洲存在农药问题”。
他说：“很明显，澳洲使用的高度危险农药（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HHPs）远多于英国和欧盟允许使用的数量。这不仅可能对澳洲消费者和更广泛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也可能损害澳洲未来与英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
澳洲农药行动组织项目负责人Eleanor Davis告诉澳洲新闻集团，新鲜水果和蔬菜对每一位澳洲人的健康都至关重要，消费者应该能够获得安全、清洁的健康食品。
她表示，这些发现敲响了警钟，并敦促政府和超市更频繁地检测农产品、公布结果，支持全国农民减少农药使用。
她说：“澳洲存在农药问题。澳洲批准了数百种在海外遭禁的有害农药，而我们的政府没有定期检测残留物。因此，更多有害农药最终进入了我们的餐盘。”
Davis说：“减少农场和食品上的化学品喷洒，对国家来说是双赢。这有利于我们的健康，也有利于环境。随着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消费者不应该被要求到处比较，或支付更多费用来避免食品中的化学品。”
“许多农民已经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希望少喷一些化学品。但目前的食品体系并没有让他们容易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所有风险都落在他们身上。超市应该支持农民转向亲近自然的耕作方式。不能指望农民独自承担全部风险和成本。消费者可能在结账时支付了更多钱，但这些钱并没有回到农民和农村社区手中。”
“对许多澳洲儿童来说，食物是他们接触农药的主要途径。而由行业出资的农药监管机构，并没有评估儿童每天持续接触的低水平‘化学鸡尾酒’。”
“澳洲农药行动组织呼吁提高透明度，并为澳洲种植者减少化学品使用提供更多支持。”
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生物科学学院生殖生物学副教授Mark Green告诉澳洲新闻集团，监管机构的检测重点是单一农药的影响和毒性。因此，对于人们每餐都会接触的农药混合物，其潜在风险几乎没有相关数据。
他说：“迫切需要开展这类评估。尤其是在儿童及其接触这些化学‘鸡尾酒’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他说：“与大多数成年人相比，儿童通常会吃更多水果和蔬菜。儿童体型小得多，又处于成长阶段，因此他们对农药残留的可耐受每日摄入量与成年人非常不同。制定‘安全限值’时，不一定会考虑到这一点。”
Green表示，目前的农药残留检测没有考虑到这些物质“扰乱我们激素的能力，以及众所周知会发生的跨代影响”。他还说，这项研究的结果“令澳洲公众感到担忧”。
他说：“消费者有权更透明地了解水果和蔬菜上有哪些、以及有多少农药残留。许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了。”
Green教授说：“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可能并不了解自己接触到的农药，还以为澳洲对这些物质实施了严格监管，实际上并非如此。”
他认为，消费者“应该对”食品中的成分感到担忧，而“澳洲在保护消费者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已经太久了”。
Coles发言人告诉澳洲新闻集团：“食品安全是Coles最优先考虑的事项，我们要求所有新鲜农产品供应商满足严格的食品安全要求，并遵守适用的澳洲法规。”
澳洲新闻集团已联系Woolworths和Aldi寻求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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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澳洲劳动者学历高于岗位要求
最新数据发现，近半澳洲人认为自己的学历超过岗位要求，而这种错配往往伴随较低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
另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当前工作无法让他们充分发挥技能和能力。
这些数据来自最新的《澳洲家庭、收入与劳动力动态调查》（HILDA）年度报告，涵盖截至2024年的数据。报告揭示了人们的教育程度、技能和能力与其实际工作之间的匹配情况。
HILDA调查从2001年开始，每年追踪同一批约1.7万人，让研究人员得以观察澳洲人的生活如何随时间改变。这项调查也是澳洲最有价值的社会研究工具之一。
我参与了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以下是我们的发现。
先看积极的一面。过去约20年来，澳洲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幅增加。
在18至64岁人群中，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已从2001年的约14%升至2024年的近22%，成为最普遍的教育程度。
不过，学历、技能和能力与实际岗位之间，往往并不能完全对应。
数据显示，2024年18至64岁的劳动者中，49.5%属于学历过高。这意味着，他们的教育程度超过了自己认为成功完成该工作所需的最低水平。
此外，25.7%的劳动者属于“技能过剩”，即他们表示，工作中用不到自己的许多技能和能力。
这两种不匹配情况在年轻人和临时雇员中更为常见。
零售员工、劳工、机械操作员及司机等职业，以及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受影响的比例也较高。
研究显示，学历过高和技能过剩，都与较低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相关。工作满意度的下降，既体现在薪酬，也体现在工作本身。
这类劳动者考虑辞职的可能性也更高。
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工作中充分运用自己的学历或技能，就可能感到无聊、不受重视，或觉得薪酬偏低，最终影响整体福祉——这是研究结果所揭示的情况。
而且，问题并没有改善。
不可否认的是，市场上对较高教育程度有要求的岗位正在增加。
但这类岗位的增长，只是勉强跟上人们实际教育程度的提升。因此，整体而言，经历劳动力市场错配的人口比例大致没有变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面稳定掩盖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市场逐渐转向一些学历过高劳动者相对较少的职业和行业，例如专业类职业，以及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行业。
如果把这些变化纳入考量，再比较从事相近类型工作的人，就会发现学历过高和技能过剩都呈现轻微上升趋势。
岗位与个人条件不匹配，可能长期存在；因此，这类劳动者较差的福祉结果尤其令人担忧。
在某一年被归为学历过高的劳动者中，近三分之二（65%）四年后仍在从事学历要求低于自身水平的工作。技能过剩劳动者中，也约有40%在四年后仍处于技能过剩状态。
此外，错配劳动者完全退出就业的可能性更高。四年后，约11%的学历过高劳动者和12%的技能过剩劳动者已经不再就业。
相比之下，岗位匹配良好的劳动者中，这一比例只有约8%。
与岗位匹配不佳的劳动者越来越多，而且这种状态可能持续一段时间。这表明，有必要采取更多措施，让劳动者的学历和技能更好地对应工作要求。
改善岗位匹配有多种办法。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提供针对性的职业指导和实习机会，帮助年轻人选择职业道路，在个人兴趣、技能与雇主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对于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雇主提供在职培训、政府提供再培训财政支持，都能让他们的技能持续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人们还必须能够从自己的居住地获得合适的工作机会。为此，需要协调城市政策，包括推行混合用途分区、提供可负担住房，并投资交通基础设施。雇主则可以安排居家办公，减少距离造成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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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今年查获假钞数量飙升
澳洲储备银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澳洲发现的假钞数量达到了2018年6月以来的最高幅度。
这家澳洲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机构刚刚在网路上发布的最新半年期假钞检测报告显示，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12个月内，共查获40,613张假钞，其中95%为50元和100元面额的钞票。
根据3月季度的最新数据，澳洲的假钞检出率已达到每百万张流通钞票中发现20张假钞的水平。这是自2018年6月以来的最高检出率。
这一数字在短短15个月内激增了277%——此前，假钞检出率曾在2024年12月降至每百万张仅5.3张的低点。
今年8月，澳洲边防局（ABF）表示，自2025年初以来，透过航空货运和国际邮件流入的假钞数量大幅增加，总价值达数百万元。这家边检机构还警告称，假钞的制作品质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提升」。
澳洲各地的警方都在加强宣传，指导人们如何辨识假钞，以及怀疑收到假钞时该如何应对。
假钞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如果人们收到了假钞却未能及时察觉，可能会蒙受惨重损失。
今年，澳洲各地的商家以及在线上交易平台上销售商品的个人纷纷报告称，自己收到了可疑的50元或100元面额假钞。
8月份南澳警方指控一名32岁男子，指称他涉嫌在甘比尔山（Mount Gambier）地区的持牌营业场所、加油站及其他商店使用50元面额假钞。
在此前一个月，昆州罗马镇（Roma）一名男子被捕，他被指控涉嫌在两家折扣杂货店使用50元假钞购物，随后又试图在一家酒店使用假钞。包括澳洲部分麦当劳快餐店及其他设有驱车经过购买（drive-through）服务的商家在内，一些企业早在十多年前就已配备了假钞检测设备，供员工查验可疑现金的真伪。
两个月前，澳洲边防局发出警告称，犯罪分子正利用更隐密的手段将假钞走私入境。
2007年至2020年间，澳洲央行主导了「下一代」钞票的升级换代工作。
此次升级旨在增强钞票的防伪性能，同时保留原有的颜色、尺寸和人物肖像，以确保公众易于识别，且自动设备仍能正常处理这些钞票。
这些最新的「下一代」钞票比早期的塑胶钞票更安全，因为它们增加了动态防伪特征，例如透明视窗中可见的全息飞鸟图案和翻转数字。
原有的防伪特征也得到了强化：微缩文字不仅出现在背景中，也出现在了透明视窗内；视窗设计更为精细复杂；此外，在紫外线照射下显现萤光效果的元素也更多了。
不过，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发行的早期塑胶钞票，还是较新的钞票，目前均属于法定货币，因此在使用现金时，人们有时会同时接触到这两种钞票。
澳洲的塑胶钞票是对传统纸币的一项全球首创性革新，其技术由澳洲联科学院（CSIRO）协助开发。
明知是假钞而持有或使用均属违法行为。那么，如果人们怀疑手中的钞票有问题，该怎么办呢？
央行提供了如何查验钞票真伪的建议。
它推荐的快速查验方法包括：触摸质感、迎光透视以及倾斜观察。
1990年代发行的旧版塑胶钞票，其透明视窗内可见星星和国徽图案。
较新的「下一代」钞票则具备更先进的特征：鸟儿的翅膀会随倾斜而扇动并变色，数字会发生翻转，色块区域也会呈现色彩流转的效果。
如果感觉钞票有异样，官方建议将其单独装袋，记录获取途径，并向警方报告及上交。
如果您认为安全，您也可以拒绝接收可疑钞票。您应联络您所在州或领地的警方。
您也可以填写一份关于疑似假钞的线上表格，并将其提交给澳洲联邦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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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多花$770，“单身税”压垮澳洲人！
住房开支可能让单人收入家庭难以应付，老年女性尤其是面临住房不稳定风险的群体之一。
所谓“单身税”，是指单身人士无法像伴侣那样分摊租金、账单等开支，因此需要额外承担的成本。
住房专家表示，澳洲目前也缺少价格可负担、适合单身人士居住的住宅。
70多岁时，Louise Taylor原本希望自己的房子不只是头顶的一片屋檐，而是真正能让她感到舒适、称之为家的地方。
然而，5年前她在私人市场找出租房时屡屡碰壁，最后只能接受布里斯班以北那套小型复式住宅，因为她负担不起其他选择。
她回忆说：“那时候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想，‘你知道吗，我不在乎了，我只能这么做。’”
“我当时非常感激……可环顾四周后，我又在想，‘我的客厅要放在哪里？’”
Taylor女士说，自己首先承认已经算是幸运的人。她目前在住房等候名单上，也联系了其他住房机构，询问能否获得帮助。
但靠养老金生活的她担心下一次加租会带来什么后果。她说，若租金继续上涨，自己恐怕只能搬去与已经成年的女儿同住。
她也担心，若无力独自租房，就可能被迫搬进合租房。
Taylor女士认为，如果当时以伴侣身份申请，她在私人租赁市场找到房子的机会会更大，也会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单身税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在租金和账单等支出上，单人收入家庭无法享有伴侣共同生活时那样的分摊优势。
统计局（ABS）的数据显示，单身人士每月的生活成本支出，比有伴侣的人多超过770澳元。
布里斯班财务顾问Michael Khouri说，单身人士还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同时无法与他人共享资源。
他说：“一个人如果单身，所有事情都得自己处理，通常就会更加没有时间。”
他还说，自己见过一些刚结束伴侣关系的人，尤其是在住房成本持续上涨之际，既要租房或买房，又要负担两套独立住所，生活因此陷入困难。
他说：“15年前，我发现住房支出可能占他们总支出的一半，或者说30%至40%；现在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在澳洲独居的人中，女性占比超过一半；这些女性中约有一半年满65岁。
面临住房困境或无家可归风险的老年女性人数也在增加。
澳洲健康与福利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报告称，在向无家可归服务寻求帮助的人中，女性和女孩占60%。
此外，55岁以上无家可归女性的人数大幅上升。较早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后的10年间，这一人数增加了约40%。
住房老年女性网络的Maggie Shambrook说，许多属于这一群体的女性都在“隐形”生活：她们一边寻找价格可负担且合适的住所，一边借住在别人家的沙发上，或住在货车里。
Shambrook女士说，造成这一情况的系统性原因包括从事低薪职业、参与无偿照护工作，以及难以积累资产。
正如Taylor女士的遭遇所显示的，单身人士要找到合适且负担得起的住所本身就是难题，年纪越大越是如此。
Shambrook女士解释说：“年纪大了，行动能力确实会改变……你应对障碍的能力会越来越弱。”
“发霉、设施简陋，以及天气炎热时通风不良，都是严重的问题。”
她还指出，女性既要在自己想居住的地区找到房子，也要进入一个自己愿意融入的社区，这同样不容易。
在位置便利的城区，适合单身人士的较小型可负担住房不足，也令住房政策专家感到棘手。
澳洲住房与城市研究院（AHURI）的Tom Alves说，这类“中间缺口”住房一直很难建成，主要是因为利润低于公寓或独立屋。
他补充说：“当然，还要把一些社区围绕这类问题的整体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Alves博士说，单身人士需要什么样的住房，会随年龄而变化，这一点必须得到重视，因此市场需要多种住房类型。
他认为，政府需要介入，增加价格可负担住房的供应，并以Housing Australia Future Fund作为例子。
这项100亿澳元的基金于2023年宣布，承诺在2029年年中前帮助建成数万套社会住房和价格可负担住房。不过，其中一些住房到底有多大程度真正价格可负担，已经有人提出疑问。
Taylor女士居住的昆州，政府目标是在2044年前建成53,500套社会住房和社区住房。
可是，面对下一次加租之后可能出现的黯淡前景，这些新住房承诺距离她太遥远，难以带来多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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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遭遇技工荒！
澳洲技工短缺，正在越来越直接地推高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
住房业协会（HIA）估计，目前澳洲全国约缺少8.3万名技工。电工、水管工、木匠和油漆工等熟练工人供不应求，家庭维修的人工费用也跟着水涨船高。
《The Nightly》的一名作者分享了自己在悉尼的几次维修经历：更换一个电源插座花了990澳元，拧紧煤气罐上的一颗螺母收费280澳元，给约1平方米的外墙木板刷漆则花了750澳元。
作者请电工更换插座时，对方上门前先收取了350澳元，最终总账单达到990澳元。事后他想确认自己是否付多了，却发现此前联系过的4名电工里，最后只有一人有时间接单。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消费者愿意多找几家报价，实际选择空间也非常有限。一名电工对此的解释很简单：供求关系。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其他维修项目上。疫情期间，作者家中煤气罐轻微漏气，由于燃气工程必须由持牌水管工完成，他请人上门处理。对方只是把煤气罐顶部管道上的一个螺母拧紧，问题就解决了，账单却高达280澳元。最近，他又找油漆工处理屋顶下方的几块木质外墙覆层，因位置较高，需要梯子、高空作业车或脚手架，约1平方米的刷漆工作最终收费750澳元。
作者还有过一次空调维修经历。夏季高温来临时，他找了一家网上评价不错的维修公司。技术人员检查后表示，过滤器虽然已经清洁，但整套空调设备已经无法使用。最终维修账单达到2049澳元，对方还提出可以花2.7万澳元更换整套空调。作者后来觉得，自己当时可能差点花一大笔钱，接受一项并不必要的更换方案。
这也说明，在技工紧缺的情况下，消费者面对的不仅是更高的人工费用，还可能缺少足够的报价和判断空间。
HIA首席执行官Jocelyn Martin表示，目前澳洲尤其缺少电工，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电工正在参与数据中心建设。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就像一个漏斗。数据中心、发电厂、大型基础设施和办公楼等项目资金更充足，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薪酬，因此更容易吸引熟练技工。住宅和公寓建设紧随其后，而利润率相对有限的家庭维修项目则排在更靠后的位置。这意味着普通家庭正在与大型项目争夺同一批有限的技术工人。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扩张，数据中心建设需求持续增加，对电工等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进一步上升。
HIA目前正在制定相关计划，希望推动政府要求数据中心为住宅建筑行业的学徒培训提供部分资金，以缓解大型项目对建筑业人才的分流。
除了大型项目抢人，澳洲自身的培训和劳动力结构也存在问题。伊迪丝·考恩大学创新领域教授Pi-Shen Seet指出，海外技能和学历认证速度慢、年轻人对技工行业吸引力不足，以及学徒流失等因素，都在限制劳动力供应。据他介绍，建筑业学徒辍学率可达约50%，女性在建筑业技工岗位中的占比只有3.1%。如果能改善学徒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同时吸引更多女性进入建筑业，澳洲的技工供应或许能进一步扩大。
HIA还担心，如果澳洲进一步减少移民，技工短缺可能继续恶化。Jocelyn Martin表示，一些行业成员已经等待超过一年，希望符合条件的技术移民能够入境。
联邦内政部长Tony Burke上月表示，建筑工人将在技术移民计划中获得更高优先级；联邦反对党党魁Angus Taylor本周也表示支持建筑行业。
不过，增加技术移民并不是唯一答案。建筑业需要更多工人，也意味着更多人口进入澳洲，而人口增长又可能进一步推高住房需求、租金和基础设施压力。
无论是增加技术移民、扩大职业培训，还是加快海外技能认证，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填补8.3万人的劳动力缺口。对普通房主来说，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家庭维修仍可能面临较高的人工成本。尤其在悉尼等需求旺盛的城市，消费者遇到的最大问题，甚至可能不是报价太贵，而是愿意接活、又有时间上门的技工太少。
从换插座到修水管，再到刷墙和空调维修，技工短缺正在从建筑业的劳动力问题，逐渐变成普通家庭需要承担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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