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晋察冀边区，军法机关处理的一桩命案，牵动了许多人的目光。被审查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曾经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的军区参谋长黄寿发。此时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干部和将领都十分紧缺，是否处决这样一名老资格干部，争议自然不小。
黄寿发出身贫寒，早年在福建连城给人放牛、做工，后来参加赤卫队，走上革命道路。他从基层战士做起，经历土地革命、长征和抗日战争，凭借作战勇敢、善于指挥，逐步成长为团级干部。
抗战时期，他在晋察冀军区任职，曾参与黄土岭战斗。1939年1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在黄土岭被击毙，这场战斗极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黄寿发在作战组织和前线指挥中发挥过作用，也因此受到上级重视。
有功劳，这是事实；有缺点，同样不能回避。
黄寿发文化基础较弱，长期形成的军人作风比较粗暴，对政治学习也缺乏耐心。据有关材料记载，他曾打骂士兵，受到过批评教育。组织并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而放弃他，而是采取边使用、边教育的办法，希望他能够改正。
问题在于，职务升高并不等于思想已经成熟。一个人如果把批评当成耳旁风，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个人威势，隐患便会一点点积累。
案发前，黄寿发与妻子何茵长期分居。何茵也在部队工作，夫妻聚少离多，家庭矛盾逐渐显现。案卷记载，黄寿发与家中保姆关系不正，被何茵发现后，双方发生冲突。何茵曾要求他断绝关系，这件事却没有真正平息。
1947年农历新年前后，河间县黑马张庄传出枪声。战士赶到黄寿发住所时，发现何茵已经倒在屋内。黄寿发不在现场，手枪却被放在死者手边，现场看起来像是自尽。
但细节很快暴露出破绽。附近人员证明，枪声连续传来，时间间隔很短，不符合死者先遭射击、再夺枪自杀的说法。黄寿发面对询问，坚持称何茵夺枪后自行开枪。办案人员没有只听口供，而是重新核对现场、证人证言和枪械情况。
审讯持续了一段时间，他始终不肯承认。直到尸检材料显示何茵已经怀孕，黄寿发的说法才出现松动。办案人员孙毅将材料摆在他面前，问道：“还要坚持原来的说法吗？”沉默许久后，黄寿发才交代了经过。
按照他的供述，夫妻争吵中，他先后向何茵开枪，随后把武器放到她手中，企图制造自尽假象。更严重的是，在案发前，他还曾要求警卫员边振海设法除掉何茵。边振海没有执行，反而劝他不要做傻事，这一证言成为案件的重要旁证。
这已经不是一场失控的家庭争执，而是利用职务便利、持枪杀人并伪造现场。黄寿发熟悉审讯和侦查，也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影响周围人。他试图用谎言掩盖罪行，恰恰说明他清楚自己做了什么。
案件上报后，争论随之而来。有人认为，黄寿发参加革命多年，负过伤，打过硬仗，在军区有一定威望，若处以极刑，部队可能受到影响。还有人担心，战事紧张，杀掉一名高级干部，会造成军事人才损失。
求情并非没有缘由，但军法不能只看功劳。若一个干部可以凭借旧日战功逃脱杀人罪责，普通官兵和根据地群众还如何相信纪律？战场上的勇敢，不能抵销对无辜者犯下的罪行；职务越高，越不能把枪口对准身边人。
案件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后，处理意见很明确：黄寿发的问题不能原谅，必须依法处决。有人继续求情，也没有改变这一决定。
这并不是否定他过去的战功，而是把功劳与罪责分开处理。革命队伍需要有功之人，更需要严明的制度。一个人曾经冲锋陷阵，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凌驾于纪律之上；否则，功劳越大，造成的破坏反而越严重。
1948年，黄寿发被押到公审现场。判决宣读后，群众反应强烈。军法机关依照命令执行枪决，这名曾经在战场上立过功的军区参谋长，就此结束了生命。案卷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干部犯罪的结果，也记录了战争年代革命队伍对特权和滥权问题所采取的严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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