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2日，重庆江北机场，92岁的萧家福拄着核桃木拐杖走下飞机，抬头看见明亮的大厅和巨大的玻璃幕墙，突然停住脚步。他环顾四周，神情越来越疑惑，随后冲着陪同的子女喊道：“这不还是台北吗？”
几个子女一时不知如何解释。对老人而言，重庆不是一座现代城市，而是记忆里的吊脚楼、石板路和屋檐下的炊烟。眼前的高架桥、轻轨和机场灯光，与他脑海中的故乡相差太远。城市变了，老人却仍在寻找那个离开时的重庆。
萧家福1926年出生于忠县乡村。家境贫寒，年幼时一家人常靠红薯和稀粥度日。抗战时期，重庆及周边地区屡遭战火波及，逃难和流离成为许多百姓不得不面对的生活。
15岁那年，他被抓去当兵。留下的资料中，身高和体重都显得单薄，只有一米六出头，体重不过八十多斤。这样的少年，原本连自己都难以照料，却被推入了军营。
训练期间，他跑步不快，体力也不占优势。一次次操练下来，教官认为他难以胜任作战岗位。命运却在这时拐了个弯，他被调到后勤车队，开始接触汽车。
那时候，汽车远不是寻常人能够见到的东西。萧家福从辨认零件学起，慢慢掌握离合、换挡和维修。山路颠簸，车辆容易抛锚，他便跟着老兵摸索。久而久之，这个不起眼的少年成了车队司机，也因此走过许多陌生地方。
抗战胜利后，他原以为终于能够回到忠县。遗憾的是，局势变化让他再次随部队调动。1949年12月，他抵达台湾。下船时，面对陌生的码头和临时营房，他并不知道这一别会持续几十年。
人在异乡，乡音和家书便成了最难割舍的东西。萧家福后来成了家，育有三子两女。孩子们年幼时，他常对着地图指向海峡另一边，告诉他们，那里有自己的出生地，也有祖屋和亲人。
孩子们当时听不太懂，只知道父亲总爱讲重庆。饭桌上，他会提起家乡的稻田、柚子树和山路；逢年过节，他的情绪也常比平日低沉。那不是几句话能够解释的乡愁，而是一个人长期无法返回故土留下的空缺。
1988年，两岸开始恢复民间通信。萧家福写信询问父母和弟妹的情况，得到的消息却让他久久无言：父母已经去世，老屋也在此前的岁月里坍塌。信纸上的几行字，带来的不仅是迟到的消息，也让他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亲人最后的日子。
此后的许多年，他始终惦记着回忠县看看。2018年，在子女和有关方面联络安排下，老人终于踏上返乡路。只是刚到重庆，他便因城市变化认错了地方。怒气很快消散，更多的是茫然。他低声说：“慧蓉，爸想回家。”
车辆离开机场后，城市道路逐渐变窄。高楼退到身后，柏油路接上乡道，乡道又通向山村。经过一片玉米地时，老人突然指向车窗外，让司机停车。他认出了那棵歪脖子柚子树。
树还在，周围却已经换了模样。树后杂草掩映，几处残墙断壁隐约可见。那片地方，正是萧家福童年生活过的老屋。村民陆续赶来，有人是亲属后代，有人只从长辈口中听过他的名字，但都把这位离家多年的老人当作远道归来的亲人。
第二天，萧家福坚持上山祭拜父母。秋雨过后，山路湿滑，子女几次想搀扶，都被他摆手拒绝。来到墓前，他跪下身子，低声说：“娘，崽回来了。”
这句话并不长，却隔着近七十年的岁月。老人一会儿自责，一会儿询问家中旧事，像是在补说那些没有机会说出口的话。旁人没有催促，只能安静站在一旁。
下山时，他把拐杖交给外孙，自己扶着山石慢慢往前走。有人问他这趟回来还有没有遗憾，他没有多说，只提到想再闻一闻家乡稻草的味道。远处，新修的道路延伸向山外，车辆声断断续续传来。萧家福回头看了一眼旧屋方向，随后沿着熟悉又陌生的山路，一步一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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