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总有一天会全部写下来”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他风行各国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此书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938年又在美国出版，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时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最初印象。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以“复社”名义刊印，传世至今。
二战期间，作为战地记者的索尔兹伯里见到斯诺，二人都在苏联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希特勒的部队。斯诺和索尔兹伯里一起上前线，常常谈到中国，这加深了后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兴趣，不禁为之向往。合众国际社本来要索尔兹伯里结束在莫斯科的报道任务后即动身去中国重庆。不料，时势与计划变了。1984年，当索尔兹伯里跋涉在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路上时，常常回想起多年前埋藏在心底的那个夙愿。
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五篇“长征”中“过大草地”一节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他曾希望自己来写，但未能如愿便与世长辞。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之间的敌对情绪开始消融，美国人又可以前往中国旅行，索尔兹伯里下了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此时，索尔兹伯里已名列美国最杰出的记者行列，其代表作《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蜚声文坛，1972年至1974年出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自称“天下风云一报人”。而1985年问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正是索尔兹伯里渴望实现斯诺未竟目标的作品。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第一部由外国人亲身重走长征路、实地采访亲历者后撰写的系统反映中国红军长征全景的著作。索尔兹伯里自信能发现1936年斯诺不曾发现过的内容，还曾重复斯诺就红军“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索尔兹伯里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直到弄清事实为止”
1972年，索尔兹伯里首次来华，向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重走长征路设想，之后十余年，他与生在中国成都、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的“中国通”谢伟思经常讨论这一行动计划。1944年7月，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飞赴延安，访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袖、红军将领。1977年，索尔兹伯里与夫人、作家夏洛特游历中国周边地区——从东南亚饱经战祸的丛林到蒙古的沙漠再到幽暗的阿穆尔河边——行程数千英里，1980年又沿着中国西北大漠前行，为一生最重要的旅程做坚韧的准备。1983年8月17日，索尔兹伯里接到中方的电话，欢迎他在重走长征路上写长征。
1984年3月，索尔兹伯里与夏洛特飞到北京，采访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老红军、党史军史专家。4月至6月，76岁的索尔兹伯里、70岁的夏洛特、75岁的谢伟思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几乎完全沿着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途中涉足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经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六省，历时74天。索尔兹伯里身上有着如红军战士一般的刚强与坚毅，他不顾年高且装着心脏起搏器，随身带着与斯诺采访苏德战争时用过的雷米塔牌打字机，越过千山万水，完成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最惊险的考验出现在会理金沙江畔。由于长时间在荒芜且岩石重叠的山上行走，索尔兹伯里疲劳脱水，心脏病复发，夏洛特担心丈夫死在中国，谢伟思感到理想要破灭……尽管遭遇困难与挑战，索尔兹伯里却说如果返回美国治病而终结访问实在遗憾。中方立即想方设法积极救治，历经曲折，将索尔兹伯里护送到成都。索氏转危为安，病愈出院，他在美国的私人医生彼德·施拉格认为中国医生的诊断、急救措施是对的，索氏可以继续长征之行。
在这次重走长征路中，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态度十分严谨，必须到过去事件发生的现场见到亲历者。正如他在会理患病的前一晚，为红军的胜利干杯时所说：“我看了很多描写红军长征的书和资料，但却没有我们亲眼看一看，亲自走一走体会得深刻，不亲自到红军长征路上看看，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红军，也不能深刻地领会长征的伟大意义。”他坚持，对一件事情真相的了解，一定要有三个以上的信源相互印证，才予以采信。一路上，他向100多位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了解历史和现状细节，体察当地民俗风情，查考复杂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象，多方探索长征中一些重大事件的由来。“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直到弄清事实为止。”索氏回忆道。
“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
索尔兹伯里在一篇回忆文章《万里长征寻迹》中说：“搞清毛泽东及共产主义运动的艰苦历程，得从头入手，这就是长征。长征，使这个运动得以诞生，形成了它的格局，凝聚了它的精神，并确立了毛泽东为这个运动的领导。我确信，长征是我们时代的一首史诗——6000英里的撤退，经过可怕的群山，可怖的沙漠，恶魔般的急流，分布在中国边远地区无法进入的沼泽，还有通往亚洲核心的山脉地带，这些都是挡在人类通道上最凶险的天然屏障。”
索尔兹伯里把中国红军的长征放在世界和人类历史前进的大趋势中去观察与思考，并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比较，得出一个结论：“1934年的长征不仅仅是象征。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他要搞清楚红军为何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履险如夷地从蒋介石的手掌心里走了出来。索氏说，“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
在这次踏访中，索尔兹伯里带着疑问采访，试图寻求他想要的答案。从遵义启程，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的故事使他甚为感动，在行驶的面包车上，他对秦兴汉说，当时差不多各国都支援蒋介石，兵力武器都比红军强，但就是消灭不了红军，不可思议。看来，国民党将领腐败无能，红军指战员聪明能干。秦兴汉告诉他，主要是红军有了正确的领导。
索尔兹伯里沿路一直思索，红军在万里长征中，同强大的国民党敌人战斗，同恶劣的自然极限搏斗，还要同内部的错误路线斗争，被迫进行转移，却是胜利的结局。秦兴汉察觉，索尔兹伯里从采访中体会到，红军的理想、智慧、毅力、纪律、政策等也会转化为战斗力，一个有理想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后来，索尔兹伯里的认识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明白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得人民者赢得天下，失人民者丢掉天下。”秦兴汉在2008年出版的《让世界都知道红军长征：陪同索尔兹伯里踏访长征路》一书中回忆道。
有的外国人在谈到红军长征时，常常误以为长征伊始就拟定了北上陕北的计划，是一次有目的的行动。索尔兹伯里在访问中了解和关注的重点却是——在蒋军强红军弱和自然条件极差的状况下红军如何取得胜利。他确信，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曾多次改变落脚点，最后从一张报纸的消息中，知晓了陕北红军和敌人的最新情况，下决心把落脚点定到陕北，毛泽东领导红军的战略战术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依据形势条件的变化而随时调整改变自己的方针，这正是红军高明之处，也是取得长征胜利的原因所在。
“世界权力转移的见证人”
1985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由美国哈珀与罗出版公司出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为数众多的读者，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在全世界广为传播，“被认为相当真切地接近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本来面目”（秦兴汉语）。1986年5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由过家鼎、程镇球和张援远合译的该书中文版，索尔兹伯里在自序中说，人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字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
陪伴、见证丈夫索尔兹伯里寻访长征全程的夏洛特，1986年在纽约出版其著作《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翌年中文版面世，她写道：“从事伟大的冒险的经历，对事实和真理的探索，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现在理解到：长征如何鼓舞着中国人中年轻的一代，他们要怎样生活才无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们的精神永葆青春。长征区分了善与恶，区分哪些人是要为国出力，哪些人要的仅仅是权势。”
1992年，索尔兹伯里病倒了，患病前两个月，他写信给中国友人：“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走。”他梦想着续写中国的新长征。他在《万里长征寻迹》中充满深情地写道：“我自认仍然是个浪漫主义者，但不仅如此。我进行这番长而又长的奋斗，经过种种曲折，并不只是为了冒险。当时我就相信（现在一样），世界的未来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将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就是世界权力转移的见证人。”
1993年7月5日，索尔兹伯里在与夏洛特驾车旅行途中不幸病故，夏洛特后来将丈夫在重走长征路上使用过的心脏起搏器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如今人们每读索尔兹伯里这部再现长征历程之作，仿佛能感受到他的心脏依然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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