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后四十年
太元九年六月初一，建康宫显阳殿。
六十一岁的崇德太后褚蒜子病逝于殿中。
晋孝武帝司马曜与朝臣议定服丧之礼。
太学博士徐藻援引《礼记》上“夫属父道者，皆反服”之文，论证孝武帝虽与太后为叔嫂关系，但太后曾临朝称制，对孝武帝有君母之尊，当服齐衰一年。
据《晋书·康献褚皇后传》记载，孝武帝最终依议服丧。
那年夏天，建康城的白纱帷帐一层一层地卸了下来。
而四十年前，同样的白纱帷帐，才刚刚挂上去。
永和元年正月，建康宫太极殿。
二十一岁的皇太后褚蒜子命人在殿中设下一道白纱帷帐，然后抱着两岁的幼帝司马聃，穿过帷帐，登上御座。
据《晋书·康献褚皇后传》记载，此即“皇太后设白纱帷于太极殿，抱帝临轩”。
这一年是公元345年。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垂帘”形式进行的临朝听政。
《晋书》卷八亦载此事。
这道帘子一挂，断断续续地挂了将近四十年。
褚蒜子生于太兴三年（324年），河南阳翟人，出身阳翟褚氏。
祖父褚洽官至武昌太守，父亲褚裒为东晋名士，曾任豫章太守、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
母亲谢真石出自陈郡谢氏，是谢鲲的女儿。
《晋书·外戚传》记褚裒“字季野”，“有器量”，“与杜乂齐名”。
当时的名士桓彝曾评价褚裒：“季野有皮里春秋。”
意思是此人表面不臧否人物，心中自有褒贬。
褚蒜子“聪明有器识，少以名家入为琅邪王妃”——《晋书·康献褚皇后传》如此记载。
她十余岁时嫁给琅邪王司马岳。
建元元年（343年），司马岳即位为晋康帝，立褚蒜子为皇后，封其母谢氏为寻阳乡君。
第二年九月，褚蒜子生下皇子司马聃。
康帝在位仅一年八个月即病崩，年仅二十三岁。
二十一岁的褚蒜子成了寡妇。
她的儿子司马聃被立为太子，随即即位，是为晋穆帝，年仅两岁。
朝臣们上奏，请太后临朝摄政。
领司徒蔡谟等人在奏疏中写道：“嗣皇诞哲岐嶷，继承天统……伏惟陛下德侔二妫，淑美《关雎》，临朝摄政，以宁天下。”
——《晋书·康献褚皇后传》收录了这份奏疏。
措辞恳切，逻辑清晰：社稷危急，幼主冲龄，唯有太后出面，才能安定天下。
褚蒜子没有推辞。
但她的方式值得注意。
她下诏令何充辅政。
何充是庐江灊县人，以风韵淹雅、文义见称，时任中书监、录尚书事。
据《晋书·何充传》，褚蒜子原想让何充兼领中书、门下二省，由诸葛恢掌管尚书台。
诸葛恢辞让不就，褚蒜子遂改任蔡谟为尚书令。
这一安排中暗含制衡：何充居中书，蔡谟居尚书，司马昱居朝堂。
三方各掌一职，互不统属。
这个格局并非偶然。
《资治通鉴》卷九十七记载，何充曾上表推荐褚蒜子的父亲褚裒“宜总朝政”。
褚裒拒绝了。
《晋书·褚裒传》记其“固辞，求出镇”，坚持外放为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
褚裒的夫人谢真石是谢鲲的女儿，陈郡谢氏与阳翟褚氏本为姻亲，此时谢尚（褚蒜子舅舅）也已在朝中担任要职。
如果褚裒接受朝政，外戚与门阀的界限便模糊了。
褚裒的选择是为自己避嫌，也是为女儿避祸。
褚蒜子后来在诏书中写道：“典礼诚所未详，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详之。”
——这是关于她见父亲行礼方式的讨论。
《通典》卷六十七收录了此事。
永和九年（353年），褚裒还朝，朝臣议太后见父之礼。
博士胡讷引汉邴原之议，主张褚裒虽为太后之父，然在朝廷则仍为晋臣。
褚蒜子下诏，措辞谦抑：“典礼诚所未详……更详之。”
她没有以太后之尊压迫礼官。
这个细节被《晋书》和《通典》分别记载，足见当时朝野对此事的重视。
永和二年（346年）正月，何充去世。
蔡谟与司马昱接掌朝政。
此时东晋面临的最大军事问题是荆州。
荆州地处长江上游，据建康之上游，历来是东晋的命脉所在。
荆州刺史庾翼镇襄阳，手握重兵，与朝廷时有不协。
庾翼病重后，上表请求以其子庾爰之接任荆州刺史。
朝中议论纷纷，多数大臣主张同意庾翼的请求，以维持荆州的稳定。
何充临终前与褚蒜子有过一番商议。
《晋书·何充传》记载，何充“以桓温才略，可任大事，乃荐温为荆州刺史”。
褚蒜子采纳了这个建议，同时命桓温率军西上。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议。
桓温是谯国龙亢人，出身谯国桓氏，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遇害。
桓温少年时以复仇闻名，十八岁时手刃仇人江播之子，其刚烈果决可见一斑。
但桓温在朝中根基尚浅，与庾氏兄弟相比声望不足。
然而褚蒜子选择了桓温。
庾氏家族在荆州经营多年，庾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势力盘根错节。
如果庾爰之继任荆州，庾氏将兼控上游军政，加之庾氏在朝中仍有影响，一旦形成“荆扬合一”的局面，皇权将面临巨大威胁。
褚蒜子选择桓温，正是用新势力替换旧势力。
桓温到荆州后，庾爰之退回建康，庾氏势力由此衰落。
永和三年（347年），桓温率军西征，灭成汉。
据《晋书·桓温传》，桓温“率步骑四万，发自江陵”，一路势如破竹，成汉末主李势投降。
成汉是十六国中的一国，据有益州（今四川一带），立国四十余年。
桓温灭成汉后，东晋的疆域向西大幅扩展，朝廷的威望也随之提升。
但桓温的强势也引起了朝中部分大臣的警觉。
殷浩便是其中之一。
殷浩出身陈郡殷氏，与桓温齐名，但素来不睦。
永和六年（350年），褚蒜子命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负责北伐事宜。
殷浩的北伐与桓温的荆州军事形成了东西呼应的格局。
永和八年（352年），殷浩率军北伐。
出师不利，先胜后败，最终在许昌附近被前秦军队击败，士卒损失惨重。
殷浩被废为庶人，流放东阳。
北伐失败的消息传到建康，朝野震动。
褚蒜子没有责难殷浩，也没有急于寻找替罪羊。
她做了两件事：一是命桓温统率北伐军事，将殷浩的旧部并入桓温麾下；二是召谢尚为尚书仆射，参与朝政。
谢尚是褚蒜子的舅舅，在江州和豫州一带颇有威望。
这一步棋意味深长。
谢尚入朝，意味着陈郡谢氏开始进入权力中枢。
谢尚是谢鲲之子，谢安的从兄。
褚蒜子的母亲谢真石出自谢氏，谢尚正是她的舅父。
但褚蒜子重用谢尚，并非仅仅因为亲缘关系。
谢尚在地方治理和军事方面都有实绩，早在建元年间便担任过江州刺史，永和年间又镇守寿春，抵御北方军事压力。
《晋书·谢尚传》记其“在任有政绩，为百姓所怀”。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率军北伐，兵锋一度抵达关中。
据《晋书·桓温传》，桓温“率步骑四万，趋长安”，前秦皇帝苻健“深沟自固”。
关中百姓“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可见东晋北伐在北方仍有一定的民心基础。
但桓温最终因粮运不继而退兵。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再次北伐，收复洛阳。
桓温“入洛阳，谒先帝诸陵，修复园陵”，并上表请朝廷还都洛阳。
朝中议论纷纷，多数大臣认为洛阳久经战乱，残破不堪，不宜为都。
褚蒜子下诏，以“百姓凋弊，不可以劳”为由，拒绝了迁都之议。
这个决定稳住了建康的政局，也避免了朝廷陷入不确定的动荡。
升平元年（357年）正月，晋穆帝年满十五岁，行冠礼。
褚蒜子下诏还政于穆帝，退居崇德宫。
据《晋书·康献褚皇后传》，她手诏群公，其中写道：“昔以皇帝幼冲，故从群公之议，临朝摄政。
今皇帝已冠，宜即亲政。”
——《全晋文》卷十三收录了这道诏书的全文。
她自称为“德非贤母”，语气谦退。
穆帝亲政后仅五年，升平五年（361年）五月，穆帝病逝于显阳殿，年仅十九岁。
据《晋书·穆帝本纪》，穆帝“在位十七年”，身后无子。
朝臣再次上表，请太后临朝。
这一次，褚蒜子立晋成帝长子司马丕为帝，是为晋哀帝。
司马丕时年二十岁，已经成年，褚蒜子本可不必垂帘。
但据《晋书·哀帝本纪》，司马丕即位后不久即沉迷道教炼丹术，追求长生不老，服用方士所炼丹药。
隆和二年（363年），司马丕因丹药中毒病重，不能亲理政事。
褚蒜子不得已第二次临朝摄政。
此年距她第一次垂帘，已过去十八年。
兴宁三年（365年），哀帝病逝。
因其无子，褚蒜子立其弟司马奕为帝，即晋废帝（海西公）。
司马奕即位时已二十二岁，但朝中军权牢牢掌握在大司马桓温手中。
桓温此时已今非昔比。
灭成汉的军功，三次北伐的声望，荆州十年的经营，使他成为东晋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据《晋书·桓温传》，桓温在荆州“缮甲治兵，将有事于北方”，同时“以雄武专朝”，对朝廷事务多有干预。
咸安元年（371年）十一月，桓温从广陵率军入建康，向褚太后呈交急奏，请求废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丞相司马昱为帝。
据《晋书·康献褚皇后传》记载，当时褚蒜子正在佛屋中烧香，内侍来报“外有急奏”，她方才出来接奏。
奏疏呈上后，褚蒜子阅毕，沉默片刻，在奏疏上批了一个“可”字。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三记载，褚蒜子在批复时有此细节：她提笔写道“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
这句话语出《晋书·康献褚皇后传》，是褚蒜子本人在奏疏批复中留下的文字。
这十二个字中，没有愤怒，没有抗争，只有一种深沉的无奈。
桓温的废立之举震动朝野。
他废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简文帝即位时已五十二岁，据《晋书·简文帝本纪》记载，他“美风仪，善容止”，雅有风度，但长期“清谈”为务，并无多少实际执政经验。
简文帝在位不到一年，便于咸安二年（372年）病逝。
据《晋书·简文帝本纪》，他临终前留下遗诏，内容涉及皇位继承的安排。
据《晋书·谢安传》记载，简文帝遗诏中原本写有“少子可嗣，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之语——这意味着要将朝政大权全部交给桓温。
侍中王坦之看到遗诏后，将其修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王丞相故事”。
王丞相即王导，是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格局中的重臣，其权力虽大，但仍以辅政身份行使，并不等同于摄政。
这个修改至关重要。
它切断了桓温以“周公居摄”为由进一步篡位的合法性。
简文帝去世后，太子司马曜即位，是为晋孝武帝。
当时司马曜年仅十岁。
桓温进京入朝，企图夺取更多权力。
《晋书·桓温传》记其“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准备对朝中大臣动手。
谢安和王坦之奉褚蒜子之命前往新亭迎接桓温。
据《世说新语》记载，谢安在桓温的军帐中神色不变，从容与桓温周旋。
桓温最终没有动手，返回了姑孰。
宁康元年（373年）七月，桓温病逝于姑孰，年仅六十二岁。
桓温之死，使东晋朝廷暂时摆脱了最大的军事威胁，但权力真空也随之出现。
褚蒜子在此刻做出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据《晋书·孝武帝本纪》和《晋书·谢安传》的记载，褚蒜子召谢安入朝，任命其为尚书仆射，总领朝政。
谢安此前长期隐居东山，直到四十余岁才出仕。
他出仕后的第一个职位是桓温的司马，后又任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职。
褚蒜子对谢安的了解和信任，不是一天建成的。
早在永和年间，她便多次下诏征辟谢安入朝，虽然谢安起初拒绝，但双方之间的信任基础已经建立。
《晋书·谢安传》记其“神识沈敏，风宇条畅”，是一个沉稳而有判断力的政治人物。
谢安主政后，褚蒜子并未事事干涉。
她将朝政交由谢安处理，自己更多地扮演一个“核准”的角色。
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用人唯才，不拘门第。
他提拔谢石、谢玄、刘牢之等将领，加强长江防线；同时调和门阀之间的矛盾，避免朝中内耗。
太元元年（376年），孝武帝年满十四岁，褚蒜子下诏还政，复称崇德太后，退居崇德宫。
从345年首次垂帘，到376年第三次归政，褚蒜子前后临朝超过三十年。
如果从她344年被尊为太后算起，她与东晋最高权力的关联，持续了整整四十年。
太元八年（383年），前秦皇帝苻坚率大军南侵。
据《晋书·苻坚载记》，前秦出动的兵力包括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号称百万，由苻坚亲自统率。
东晋方面，谢安以八万兵力应战，由谢玄、谢石统领北府兵迎击。
《晋书·谢玄传》记载，谢玄派遣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夜袭洛涧，大破秦军前哨，斩其将梁成。
随后晋军进至淝水，与秦军隔水对峙。
谢玄遣使请秦军后撤，让晋军渡河决战。
苻坚同意后撤，但后撤令一下，秦军阵脚大乱。
晋军趁势渡河猛攻，秦军大败溃散。
《晋书·谢安传》记捷报送到建康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直到客人问起，才淡淡地说了一句：“小儿辈遂已破贼。”
此时褚蒜子已退居崇德宫七年。
她没有直接指挥这场战役，但这场战役得以取胜的条件——谢安主政、北府兵的建设、朝局的稳定——在她临朝期间已经奠定。
太元九年（384年）六月初一，褚蒜子病逝于显阳殿，终年六十一岁，谥号康献皇后。
孝武帝为她服丧一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褚蒜子：“临朝称制，前后四十余年，天下晏然。”
司马光的评价是公允的。
东晋一朝，门阀林立，桓温、庾亮、王导、谢安，每一个名字背后都代表着盘根错节的家族利益。
褚蒜子身处其中，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建立自己的权力集团，也没有像慈禧那样以太后之尊压制朝臣。
她始终站在帘子后面，手中有权而不过度使用，身边有亲而未必重用。
她的父亲褚裒拒绝了“总朝政”的建议，外放京口。
她的舅舅谢尚忠心用事，但褚蒜子并未将其推上宰辅之位。
她的儿子司马聃十九岁病逝，她没有因此失去理智地追责于人。
她重用桓温以制衡庾氏，又在桓温坐大时默默承受，直到桓温病逝后启用谢安。
每一次临朝，她都是“身不由己”；每一次归政，她都毫不犹豫。
四十年间，六位皇帝在她眼前更替——丈夫康帝、儿子穆帝、侄儿哀帝、侄儿废帝、叔伯简文帝、侄儿孝武帝——她的身份从皇后到太后，从太后到太皇太后，再到崇德太后，始终是那个坐在帘后的人。
太元九年那个夏天，白纱帷帐终于卸下。
显阳殿的殿门缓缓合上。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