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7日，日本前外相岩屋毅在接受时事通信专访时，措辞直白地表态：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根源在于高市早苗首相本人在国会发表的台湾有事答辩，中国外相王毅也明确要求，这个问题必须由高市首相自己来负责解决。一个卸任外相，当着媒体的面，把执政首相推到了风口浪尖。这话说得并不轻巧，背后是将近一年的外交停摆所积累的压力，终于有人忍不住开了口。
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得从去年秋天讲起。2025年10月，高市早苗以日本宪政史上首位女性首相的身份登台。外界对她的政治底色早有判断——长期亲台、对华强硬，与安倍晋三路线一脉相承。不过政权初建之际，高市在外交上表现出一定的收敛，公开宣示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将中国定位为”重要的邻国”，措辞与前任石破茂政权并无太大区别，中方也在观察期内保持了相对克制的态度。彼时日中首脑在2025年10月底韩国庆州APEC期间还进行了首次会谈，双边关系尚存转圜余地。
然而仅仅数周之后，局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25年11月7日，高市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被问及台湾有事情境下日本的应对立场，她主动给出了一个明确回答：“如果使用战舰、伴随武力行使，无论怎么考虑，都有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这句话所指向的法律意涵非常清晰——依据2015年日本安保法的规定，一旦政府认定”存立危机事态”成立，自卫队便可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军展开联合武力行使。高市的表述，等于向外界明示：台湾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时，日本将在一定条件下与美军并肩介入。连美国政府至今都在台湾问题上坚守”战略模糊”原则，高市这番答辩不仅踏越了历届日本内阁的政策红线，更在中方看来，直接触碰了台湾问题这条”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进入2026年，这一僵局并没有因为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而得到松动。2026年1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大幅胜选，高市政权的执政基础显著巩固。中国外务省发言人林剑在大选后明确表态，“中国的对日政策不会因为日本的一次选举而改变”，要求撤回答辩的立场没有丝毫松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北京的判断是：日本内部换届选举不等于政策纠错，中方设定的条件具有独立性，不跟日本的政治日历挂钩。
2026年2月至7月间，中日关系持续在低位运行。中方在国际多边场合反复批评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倾向；防卫费持续扩张的消息进一步刺激北京的神经；中国对日稀土出口管控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牵动日本产业界的高度关注。2026年7月，东盟系列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王毅利用会议间隙进行了短暂接触，但既无联合声明，也无具体共识，双方不过是在同一个外交场合打了个照面，距离真正的双边对话，依然相去甚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岩屋毅的出场，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卸任外相后，他接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一职。这个协会成立于1954年，早于中日正常化，多年来承担着民间对华经贸交流的功能。2026年9月27日，岩屋率领一支由约50名日本企业高管组成的代表团从羽田出发，踏上北京之行。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团赴华的时机，恰在国庆节前后，中日国交正常化54周年纪念日前后，时间节点的选择绝非随意。
中方给予了超出寻常的接待规格。9月28日，岩屋与王毅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次日，他又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王毅和何立峰均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在当前中日关系的寒冬背景下，能够同时与中国外交序列最高两位官员会面，这一接待规格本身已经释放出北京的信号。何立峰在会谈冒头便列举数字，指出中日贸易规模已从建交之初的十亿美元量级扩展到如今的3200亿美元，言下之意，经济联结的纽带不应被政治危机所割断。他同时明确，是日本方面”某些政治要人”触碰了台湾问题的”不可逾越之线”，才导致双边经济关系受到波及。
会谈期间，岩屋就另一个敏感议题提出了交涉——他请求中方停止使用”新型军国主义”这一措辞批评日本，并要求尽快推进稀土对日出口许可程序，何立峰对后者回应称”民用用途原则上不存在问题”。这是岩屋此行在具体议题上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实质性反馈。然而在核心问题上，中方立场丝毫未动。王毅明确表示，“现在的中日关系需要再度’正常化’”，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日方领导人对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进行纠正，而这件事只能由高市首相本人来完成。
岩屋回国后，10月2日在大分向地方媒体通报访华成果，表示”中日关系有必要改善，在这一点上双方达成了共识”，并直言希望日本政府”继续为关系改善作出努力”。5天后，他在时事通信的专访中更进一步，清楚说出了一句此前无人公开表达的话：中方明确认为责任在高市首相，希望由高市本人出面解决。一位前任外相，用自己的名字为这场外交失误背书画了个定性——高市搞砸了，这是中方的明确判断，也是岩屋不得不传达回国内的核心信息。
就在这个节点，另一条线索将整个舆论局面搅得更加复杂。2026年9月30日，中国外务省副发言人郭嘉昆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小泉防卫大臣关于核潜艇问题的发言时，在回应中将高市早苗的名字直接以”高市早苗”相称，没有加任何职务头衔。这与此前中方通常使用的”高市首相”或”日本首相”称谓明显不同，香港《星岛日报》将其定性为”刻意为之”。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随即于10月7日记者会上宣布，已就此向中方正式提出”申入”，声称”无论立场如何，对一国领导人予以应有尊重是国际礼仪上的当然之事”。中国外务省发言人毛宁于10月8日例行记者会上被追问此事，仅表示”中国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立场已经多次明确说明”，不作具体回应。
部分日本媒体在报道这一系列事件时，将”称谓之争”作为重要内容加以渲染，暗示中方在外交行为上存在失礼，并着力突出”中国使关系改善更加困难”这一叙事框架。这种报道逻辑站不住脚，且有误导公众之嫌。整个事件的起点与逻辑顺序本来清清楚楚：是高市在国会主动发表台湾有事答辩，率先踏越历届政府的政策界线，触动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最敏感的神经，由此引发中方一系列回应。中方的批评言辞、外交冷遇、称谓方式的变化，无一不是对先行刺激的后续反应。把结果倒过来当成原因，正是部分日媒在这场报道中最明显的逻辑缺陷。连身处日本政界核心的岩屋毅本人，都已经当着媒体的面承认了这个因果顺序，部分媒体却仍在努力逆向叙事。
当前局势的走向，高度依赖一个核心变量：高市本人是否会就答辩表态作出某种形式的纠正。从目前高市政权的国内政治处境来看，这一步极难迈出。自民党大选告捷之后，高市手握相对稳固的执政基础，党内强硬派对于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向北京低头”的举动保持高度警觉；此外，日本舆论场内部对于中国施压日本撤回答辩，本身就存在较大反弹情绪。在这种国内政治结构下，高市若主动退步，风险极大。
岩屋毅的这次北京之行，中方给予了充分的外交礼遇，表明北京并未关闭对话的大门，对于愿意来谈的日本政界人士，中方是欢迎的。但北京同样清楚，岩屋带着一个”民间会长”的头衔访华，再高的规格，也替代不了政府层面的正式表态。接下来的APEC深圳峰会，将是对这场僵局的一次集中检验。高市走不走那一步，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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