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北京，党的八大会议结束后，王稼祥没有留在庆祝的人群中，而是专程去见毛泽东。他此行不是道谢，也不是谈工作，而是想推辞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一职务。对王稼祥来说，这个位置分量太重，自己的身体和资历，似乎都难以胜任。
王稼祥的顾虑并非客套。1933年4月，他在江西乐安谷冈村遭敌机轰炸，腹部被弹片击穿，肠道严重受伤。此后多年，伤口反复发作，疼痛伴随终身。长征途中，他常常需要依靠药物止痛，却仍坚持随军行动。
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往，始于中央苏区。1931年春，王稼祥到达江西宁都青塘，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一个长期在白区和海外工作，一个熟悉农村革命与武装斗争，两人的经历不同，谈话却很快深入到中国革命究竟应当怎样走的问题上。
1932年宁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受到排挤，王稼祥公开提出反对。他的理由很直接：“大敌当前，不可易将。”这句话不仅是对一位战友的支持，也表明他看重的是战争规律，而不是一时的组织安排。
王稼祥真正发挥关键作用，是在长征最危险的阶段。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原定北上湘西的计划已极其危险。王稼祥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又找张闻天沟通，推动更多同志重新考虑战略方向。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作出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红军转向贵州，随后占领遵义。毛泽东后来曾说，王稼祥是较早支持自己的同志。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带伤参加，明确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主张让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
那次发言并不轻松。王稼祥用手捂着腹部伤口，坚持讲完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红军的失败不能主要归咎于敌人强大和客观困难，根本问题在于脱离实际的军事指挥。会议随后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军事行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行动，改变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王稼祥虽不是前线指挥员，却在战略判断和组织协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王稼祥继续参与中央重大工作。1943年，他撰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文章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长期革命实践、党内斗争和军事经验基础之上。
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王稼祥因病未能充分参加会议准备，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毛泽东专门向代表说明他的历史贡献，推荐他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王稼祥后来对前来看望的杨尚昆说，自己身体不好，没选上未必是坏事，重要的是还能不能把工作做好。
新中国成立前夕，王稼祥还参与了首都选择问题的讨论。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征求他的意见。王稼祥从经济、交通、国防和地理位置等方面分析，认为北平更适合作为新中国首都。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定都北平，北平后来改名为北京。
1956年八大选举后，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开口便说：“书记处书记责任重大，我恐怕难以胜任，还是请组织考虑别人。”毛泽东听完笑着回答：“你为什么不能担当？早就该当了，你为党做的贡献还少吗？”
王稼祥仍说：“以我的资历和能力，确实有些惭愧。”毛泽东没有继续争辩，只是挥了挥手：“不要谦让了，接受任务吧。”
这次谈话并不是对王稼祥个人的偏爱，而是对历史贡献的确认。王稼祥没有长期掌握军队，也没有在所有时期处于权力中心，但在关键关头，他能够坚持事实判断，支持正确意见，承担组织责任。这样的干部，正是毛泽东所看重的。
1966年后，王稼祥受到冲击。毛泽东曾多次为他辩护，指出他是较早支持自己的同志，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1973年8月，王稼祥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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