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山西辽县十字岭，八路军总部转移队伍刚停下不久，日军飞机便压低高度扑来。炮火落下时，许多人还没来得及找到掩体，山岭两侧又响起枪声。那场突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让彭德怀记住了一个名字：益子挺进队。
这支队伍不是普通的日军搜索部队。他们穿八路军军装，携带电台、地图和首长照片，专门钻进根据地腹地，寻找总部机关的位置。白天隐蔽，夜间行动，尽量不进村、不生火，甚至不留下宿营痕迹。
日军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功夫？
1940年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清楚地意识到，单靠据点和大规模扫荡，很难抓住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善于利用山地和群众掩护，部队转移迅速，作战地点又很难预判。于是，日军华北方面军把目标转向“斩首”：先派小股人员潜入，再用大部队围堵。
1942年春，日军发动大规模扫荡，并组织了两支挺进队。其中，益子重雄率领的队伍，任务是搜索八路军总部，寻找彭德怀、左权等人的踪迹。队员们带着照片和密电设备，活动方式与普通部队截然不同。
不过，根据地并不是无人之地。
群众很快发现异常：有的队伍见了百姓便绕开，有的从不走大路，有的人人携带雨衣，却不肯进屋歇脚。情报一层层汇集到总部，指向同一个判断——敌人已经化装潜入，而且正在寻找总部机关。
总部随即准备转移。机关人员多，文件和物资也多，队伍拉得很长，行进速度受到影响。5月24日晚，转移队伍连夜赶路。次日清晨，部队在十字岭附近短暂停留，疲惫、饥饿和混乱，给敌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日军飞机很快出现，山下也有部队封锁。掩护总部的兵力有限，许多机关人员没有武器，只能分路突围。为争取时间，八路军组织兵力抢占高地，阻击持续了大半天。
彭德怀原本想留下指挥，左权却不同意。左权对他说：“你先走，保住总部，就是保住大局。”彭德怀被警卫员护送突围，左权留下组织人员撤离。
战斗最激烈时，炮弹在队伍附近接连爆炸。左权刚提醒大家隐蔽，第二发炮弹便在他身旁落下。1942年5月25日，时年37岁的左权牺牲。总部机关干部、战士和随行人员也有不少伤亡，部分重要文件在混乱中失散。
这场损失的根源，并不只是一次正面遭遇，而是敌人成功掌握了总部转移的大致方向。益子挺进队把情报发回日军，飞机轰炸和地面合围才得以迅速展开。对彭德怀而言，这笔账不能只记在普通扫荡部队名下。
突围后的几天，彭德怀在集合点清点人员。一个个名字喊过去，有人应声，有人再也没有回答。现场十分沉重，他没有长篇讲话，只是要求大家收拢队伍，恢复指挥，继续作战。
他没有因总部受袭便离开山西。总部机关经过研究，仍决定留在晋东南，坚持依托原有根据地。这个选择很实际：敌人越想靠一次突袭打乱八路军，越不能让指挥中枢自行后退。
左权牺牲后，八路军保卫部门继续追查敌情。到了1942年岁末，情报人员获悉，益子挺进队部分成员准备在祁县举行聚会。消息送到彭德怀那里，他立即召见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
彭德怀的命令很明确：“组织精干人员，彻底解决他们，不留俘虏。”欧致富当即回答：“是！”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袭击。祁县城内敌情复杂，枪声一响，日军很快便会增援。因此，行动人员反复训练近身突袭，并依靠当地情报人员查清聚会地点、进城路线和撤离方向。
潜伏人员还设法准备短刀。有人对此不解，欧致富解释得很直白：“进城不是去打阵地战，动静越小，活着出来的把握越大。”这句话，正是这次行动的关键。
聚会地点设在县城饭庄。行动人员分散进入，有的装作客商，有的扮成熟客，也有人以伙计身份在店内走动。饭局开始后，益子挺进队成员放松了警惕，根本没有想到危险已经坐在身边。
夜深后，约定信号传出。短刀同时出鞘，饭庄内骤然陷入混战。由于敌方人员分散、准备不足，参加聚会的益子挺进队成员很快被逐个击倒。行动队没有恋战，完成任务后立即撤离。
日军赶到时，袭击者已经消失。随后，祁县及附近几处地方出现了对益子挺进队的警告性标记，敌军内部受到震动。一个原本用于深入根据地的特殊小队，最终失去了继续活动的条件，相关行动也随之收缩。
1942年10月，左权灵柩在涉县举行公葬，彭德怀为战友撰写墓志。此后，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十字岭的炮火早已停下，但那场突围留下的每一个名字，都被写进了根据地的战报、悼词和档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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