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大同解放后，晋察冀地区开始接收和整理敌伪机关留下的档案。一天，聂荣臻在一批军政材料中停了下来。纸面上，一个普通干部的履历并不起眼，可其中一句批语，却让他联想到一年前那场险些改变历史进程的空袭。
他指着档案上的名字，语气很重：“把这个人抓起来！”
这个人叫刘从文。档案记载，他曾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后勤部门任职，还是一名司务长。更蹊跷的是，材料中出现了“因参与谋杀有功，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的说法。究竟参与了什么“谋杀”？档案没有写透，但聂荣臻很快想到了城南庄。
1948年5月19日上午，河北阜平城南庄，中央领导机关驻地刚刚吃过早饭，天空中突然传来密集的轰鸣。这里远离前线，周围又布置了严密警戒，敌机却像是掌握了准确目标，径直向村庄上空逼近。
聂荣臻走出院门观察，很快判断出其中有轰炸机。两架美制轰炸机在上空盘旋，随后降低高度，向驻地附近投弹扫射。警卫人员立即组织疏散，毛泽东当时正在房内休息。
聂荣臻赶到门口，急切地说：“主席，敌机来了，请马上进防空洞！”
毛泽东听完，仍然十分镇定，表示敌人不过是投下一些钢铁。聂荣臻没有争辩，和身边同志一起护送他转移。就在几人进入防空洞后，院外接连传来爆炸声，泥土、砖片和弹片四处飞散。
空袭持续时间并不算长，却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等敌机离开，大家回到院内查看，只见毛泽东住处的门窗已经被震碎，墙壁上留下弹痕，屋内散落着破碎物件。若不是及时转移，后果难以设想。
令人不解的是，中央机关到达城南庄后，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驻地使用化名，行进路线也尽量避开外界视线。敌机为何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锁定目标？这显然不是普通侦察能够解释的。
聂荣臻当即要求彻查。但当时正处于战略决战前夕，部队调动频繁，敌我双方情报活动异常激烈，调查一度没有取得突破。线索没有消失，只是被战争暂时掩盖了。
大同、保定解放后，工作人员在清理敌伪档案时，发现了与城南庄空袭有关的材料。聂荣臻得知后，亲自带人查阅。几份相互印证的记录显示，军区后勤系统内部，可能有人向敌方泄露了中央机关驻地情况。
调查人员很快注意到两个人：一个是刘从文，另一个是孟建德。孟建德曾负责管理处所属烟厂，刘从文则在司令部小伙房担任司务长。两人的共同点很明显，都属于后勤系统干部，能够接触人员活动、物资供应和驻地变化等情况。
聂荣臻指着刘从文的材料说：“重点查他，有证据就立即逮捕。”
刘从文并非一开始就是敌方人员。他参加过抗日义勇军，也有过战斗经历，后来调入晋察冀军区工作，在司令部前后待了多年。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和身份，他更容易取得信任，也更容易接触不该外泄的消息。
侦办人员顺着关系查下去，发现刘从文与当地特务刘从志是堂兄弟。刘从志受敌方秘密组织指使，曾在阜平一带搜集军政情报。为了打通司令部内部渠道，他把目标放在刘从文身上，又通过熟人和金钱诱使其提供消息。
孟建德也在此时被拉拢。两人分别从不同渠道了解中央机关驻地情况，再由刘其昌等人汇总核对。敌方确认消息无误后，才出动飞机实施轰炸。城南庄遭袭，并不是偶然发现，而是内部情报与外部侦察共同作用的结果。
抓捕行动展开后，刘从文和前来接头的刘从志先后落网，孟建德等人也被查获。起初几人互相推诿，企图把责任归于普通传话。随着证据逐项摆出，他们不得不承认曾向敌特提供驻地和人员活动情报。
这起案件的严重之处，不只在于泄露了一处住所，更在于敌人已经把情报触角伸进了革命队伍内部。一个熟悉后勤事务的干部，一名掌握生产管理情况的负责人，若被利益和私情撬开缺口，严密的防卫体系就可能出现危险裂缝。
1950年，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机关对相关人员依法审理。聂荣臻与薄一波审核了处理意见。9月28日，刘从文、孟建德被执行死刑，刘从志等人也受到相应惩处。那份尘封多年的档案，至此与城南庄上空的爆炸声，真正对应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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