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比奥给欧洲下了一剂“猛药”, 最该警惕的却不是欧洲|唐纳德·特朗普|希腊人|欧洲|罗马|莫尔|里奇·鲁比奥

[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10月7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希腊期间，在雅典卫城脚下的普尼克斯山丘发表演讲，宣称西方文明正处于“转折点”，呼吁欧洲与美国携手应对。这是继今年2月慕尼黑演讲之后，鲁比奥再度以“西方文明”为主题向欧洲喊话。当前，美以伊冲突延宕未决，美欧在战事支持、防务分担等问题上分歧不断。一面强调“美国优先”，一面又需要盟友配合，鲁比奥专程到雅典谈古论今，用意何在？

鲁比奥在演讲中借古希腊历史，系统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理念。演讲认为：第一，西方文明的根基不止于民主制度。站在雅典民主的发祥地，鲁比奥更强调古希腊人的精神特质，即个人主义、雄心以及对卓越与荣耀的追求；这一特质发源于雅典，经罗马和基督教世界传承，最终在美国获得新生。第二，西方当前的危机源于自我否定：为自身成就感到羞愧，民族主义沦为贬义词，进而开放边境、外包产业、军备衰败，不断向全球性机构出让主权，对手和竞争者则趁机填补真空。第三，未来十年将决定西方是继续主导世界还是走向衰落。美国已选择“毫无顾忌地追求国家实力”，在超级智能、芯片、矿产等领域争夺主导权；欧洲则应“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与美国共同巩固联盟，新近签署的格陵兰岛协议被视为合作共赢的范例。

鲁比奥以共同的文明谱系界定“西方”，把民族主义与美欧联合竞争连在一起。选择在雅典讲述这套历史，他试图借希腊的文明自豪感，为当下的国力政策争取支持。当各国都强调本国优先，美欧能否形成持续的政策配合？这种配合若落实，又会给非西方国家在产业、技术和资源领域带来哪些竞争压力？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这篇演讲，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演讲仅代表演讲者本人观点。

鲁比奥在雅典普尼克斯山丘的讲话

10月7日，鲁比奥在雅典帕特农神庙前向聚集的官员和记者发表讲话。图源：AFP

世界各地遍布着宏伟的废墟。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方仿佛是历史走向终结之地：那些遥远文明的遗迹，早已淡出了人们鲜活的记忆。但雅典卫城却与众不同。

数千年来，这座矗立在我身后的文明所孕育的文化，一直让西方世界心驰神往。我们的一代又一代政治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曾向往它——他们满怀惊奇与敬畏地向往着它。

时间往往会钝化人的感知：伟大的胜利与惨烈的失败，似乎都缩成了教科书中的一则脚注，成了学童们需要背诵又会遗忘的又一个知识点。但古希腊人，却仿佛以一种近乎神秘的力量牢牢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一次次把我们拉回到他们的身边。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的大军抵达这座城市，将其圣殿付之一炬。当时大多数雅典人已乘船撤离至附近的一座岛屿。但仍有一小部分人拒绝离开家园。于是，他们退守到雅典卫城的岩石堡垒中，进行了一场非凡的最后抵抗：将巨石从悬崖上砸向波斯入侵者，竟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阻挡了数日。最终寡不敌众，败下阵来。波斯人洗劫了神庙，烧毁了神龛，将雅典卫城夷为平地。但雅典人归来后，收集起旧雅典卫城的残垣断壁，将其埋葬在卫城所在的山丘上。数十年后，在伯里克利的主持下，他们建起了帕特农神庙。

自那以后的25个世纪里，帕特农神庙一直矗立着。帝国在它的阴影下兴衰更迭。而建造它的人们的后代——雅典与罗马的子孙们，带着他们的文明走向了世界的尽头。在距离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半个地球之遥的美国共和国成立两个半世纪后——今天，我作为这个共和国的国务卿，同时也是从西班牙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的曾孙，站在这里，为这份任何时间的流逝、任何空间的距离都无法磨灭的恩情作证。

美国的历史，也就是我的祖国的历史，处处镌刻着古代文明的印记。希腊的影响实实在在地融入了我们政府的建筑风格之中：在高耸的立柱上，在首都各处的圆顶建筑与纪念性建筑里，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我们宪法的诞生地——费城，本身就是一个希腊语名字。

创立我国的先辈们对贵国传承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着迷不已。他们博览群书，对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清晰地知晓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独一无二的位置——但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像古代那样吸引他们的目光与想象。很多人会惊讶地发现，《联邦党人文集》中被引用最频繁的作者并非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事实上，《联邦党人文集》中被引用最频繁的作者是普鲁塔克，这位记录希腊与罗马伟人传记的希腊传记作家。

如今，关于古希腊对美国开国元勋思想的影响——就此而言，也包括对其之前所有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影响——已有大量著述与论述。我们大多数人都熟知这段基本历史：雅典孕育了民主制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我们的法律、美德、公民身份以及共和政体理念均在希腊城邦中形成，甚至我们的诸多政治词汇——如民主、暴政、“政治”一词本身——都源出于此。

如今，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作为美国人和西方人，我们对这片土地所亏欠的东西，实际上要深远得多。这些制度和理念，是我们在古希腊人身上所看到的更本质特质的外在体现——这些特质无法被归结为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或理论。

在雅典，我们首次完整地看到了所有将最终塑造西方的核心特质：强烈的个人主义与永不停歇的雄心；无畏的探索与创新；对发现、冒险、挑战风险与赢得荣耀的渴望。对世界及其运行法则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渴望洞悉自然的奥秘、掌握宇宙的秘密。不容忍“不可能”，抗拒所有边界与限制，竭力窥探未知的深处。

这些不仅仅是某一哲学流派的公式或信条，更是一个民族的特质——体现在他们的传统、故事与想象之中；体现在他们对公民提出的品质要求之上；体现在他们为之生、为之战、为之死的事物之中。了解他们，便是了解我们自己。

在这里蓬勃兴起的，是西方渴望探索那些因无知、蒙昧与遥远距离而尚未被人类认识的事物的精神。希腊人不仅塑造了历史，更赋予了我们历史本身。我们对诸多古代文明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几乎完全来自希腊探险家和历史学家的记载——这些人不仅记录了本民族的历史，还向外探索，观察并记录世界各地异域民族与文化的传奇故事。

当其他民族都向内审视时，希腊人却是首个将目光投向外部的民族，他们渴望探寻所有新奇事物带来的刺激与荣耀。正是这一特质推动西方创造和建造出其他民族无法企及的事物，也让我们与众多将稳定与生存视为人生最高追求的文化和文明区别开来。

但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不只是探索未知的雄心壮志；更是一种信念：未知是可以被认知的。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可以被绘制、被度量、被描绘、被理解——宇宙存在着一种理性的秩序，它由某些基本法则支配，人类能够观察这些法则，也能通过心智去理解它们。

这便是西方思想的根基：我们的数学、科学与医学，我们的哲学、伦理与宗教。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欧洲扎根创造了沃土，并蓬勃发展为基督教世界的帝国。它也是基督教神学——从奥古斯丁、阿奎那到整个自然法传统——丰富内涵的基石。

它孕育出的文明，不仅以共同的文化为标志，更以共同的人性观为基础——即人类对自身及其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共同理解。其继承者不仅会共享自然秩序的理念，还会对美德、命运与宿命、真善美的内涵，对规范人类生存方式的准则，以及值得为之奋斗的客观标准与理想，形成独特的认知。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追求卓越是人类存在的核心准则。他们围绕竞赛、抱负与竞争构建起整个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哲学与诗歌、雕塑与戏剧，还是体育与艺术、战争与治国。古希腊的城邦是伟人展现自我、证明自我的舞台，他们在持续的奋斗中打磨自身潜能——力求做到最优秀、最强健、最美，奋力向极致的完美不断靠近。

如今我明白，在现代人听来，我刚才描述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许显得怪异，甚至有些残酷。坦白说，我们这个时代诸多意识形态的理想，已然变成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没有风险，没有失败，既无胜利的荣光，也无失败的耻辱。如今，我们却常常“向下看齐”：制定标准只为确保无人落败；我们更在意表现最差者的舒适，而非最优秀者的潜能；最出类拔萃的事物，反而受到平庸与普通的束缚。

而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们，却始终“向上攀登”。他们秉持人生最高尚、最卓越的志向，就是超越一切人，力求在所有事情上做到最好。古希腊的城邦充满了活力。它们充斥着炽热的激情、激烈的竞争、派系纷争与冲突。但正是从这种对卓越的不懈追求中——诞生了艺术、哲学的蓬勃发展，以及政治与思想领域的巨大能量，这股力量将一群地中海城邦打造成了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人称之为激情（thumos）的东西——那股由热情、力量、勇气与自豪交织而成的烈火，正是伟大文明的核心。而没有它呢？没有它，民族便会失去抗争的意志、进取的意志、生存的意志。

如今，太多的西方社会已经遗忘了这一特质。久而久之，我们西方人开始为那些让我们与众不同的特质感到羞愧。我们因自己的成就使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拉开差距而感到尴尬。我们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负罪感的来源。我们不再相信自己配得上且通过努力赢得了这份伟大。“民族主义”一词成了贬义词。于是我们推倒了纪念碑；批判了自己的历史。而在太多地方，我们教导子孙为将要继承的国家感到羞耻。在此过程中，我们开放了边境，将产业外包出去，还任由军队日渐衰败、走向凋零。

而且年复一年，我们似乎在出让更多的主权，将决策移交给那些远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全球官僚机构。但其他人都迫不及待地填补我们留下的真空——由我们的软弱所造成的真空。随着西方的信心动摇，其对手和竞争者反而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在我们的位置上积累起自身的财富与实力。

而如今，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因为未来十年以及我们做出的决定，将书写下个世纪的篇章。我们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是继续稳居世界主导地位，还是接受一个走向衰落、受制于人、日渐衰退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即刻行动，要么彻底失去行动的选择权。在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选择理直气壮地追求国家实力：夺回关键供应链的控制权，推动经济再工业化，重建国防力量，为未来技术和产业的主导地位而战。

我们选择开拓新的领域：在先进制造与超级智能领域，在无人机、武器与战争领域，在芯片、矿产、网络以及人类所有可能的其他领域。释放我们的能量，重建我们的工厂，让我们的宇航员重返月球，开启太空探索的新时代。

尽管古希腊人怀揣着崇高的理想，但他们并非天真之人。

他们明白国家有自身的利益。他们懂得治国理政需要审慎与外交手段，但也清楚当审慎和外交手段失效时，必须具备动用武力的能力。他们明白权力不仅意味着拥有自保的实力，更意味着让人信服自己愿意动用这份实力的可信度。这是特朗普政府希望重拾的对政治学与治国之道的经典认知——这种重拾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更是为了整个西方文明。

我们相信，欧洲能够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重燃数千年前在此点燃的火焰。已有迹象显现。在这片大陆上，我们正见证着我们希望的代际转变的开端：继去年在海牙作出历史性防务承诺之后，防务支出飙升，涌现出大量新的伙伴关系与项目，制造业和生产规模也得以扩大。希腊一直是这一转变的核心。这个国家的人民再次证明，他们是欧洲和美国不可或缺的朋友，在能源、移民、国防等各个领域，希腊都是盟友的典范。我们由衷希望整个欧洲都能效仿你们的做法。

尽管情感有时可能会让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亲密关系出现裂痕，但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导致关系彻底破裂。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巩固一个能够应对我们这个时代各种威胁的联盟。

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认为跨大西洋友谊应该是零和博弈。恰恰相反：我们的愿景是打造一个整体力量大于各部分力量之和的联盟。就在上个月，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协议，我们就在实践中看到了这一愿景——这项协议将重塑北极地区，巩固整个北约的安全。该协议的三方合作伙伴都取得了胜利。正因如此，整个欧洲——以及北约和美国——都变得更安全、更强大、更有保障。我们要携手共赢。我们必须携手共赢。

如今，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即开明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将国际社会置于本国人民之上。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能从古希腊人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他们深知，对自己的国家忠诚并非自私之举，也没有任何过错；为捍卫国家利益而全力以赴，同样不是自私之举，更无过错可言。

他们坚定地信奉伟人理想：即凭借自身功绩获得不朽的非凡人物。但他们认为，荣耀与名望是通过为比自身更宏大的目标拼搏、牺牲并取得伟大成就而赢得的。古希腊世界反复出现的英雄形象，是那些愿意为值得自己忠诚追随的事业付出一切代价的人。

我们从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也拒绝放弃对真理的探寻。我们从三百名斯巴达勇士的传奇坚守中看到了这种精神——他们被波斯大军包围，兵力悬殊到毫无胜算，却拒绝了自救的机会，选择战斗到最后一人，而非放弃阵地、背弃使命。我们也从阿喀琉斯的史诗传说中看到了这种精神——他本可以选择返乡，过上长久而平静的生活，却执意留在特洛伊，为追求永恒的荣耀而殒命。

这些特质塑造了西方的道德想象。从拒绝背叛信仰的基督教殉道者，到为国捐躯的爱国者；从圣托马斯·莫尔，到阿拉莫战役中的守军，这种精神贯穿始终，也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结尾那句不朽的誓言中： “我们相互承诺，以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彼此为盟。”

西方的责任意识正是从希腊人那里继承而来——那是对自身准则、事业与国家坚不可摧的忠诚。我们的英雄，西方的英雄，是那些即便在履行责任最为艰难痛苦时，仍选择坚守初心的人：信守承诺的人，绝不弃守岗位的士兵，还有那位众所周知的与船共存亡的船长。这与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比如伊朗的激进宗教人士这类狂热分子，他们崇尚死亡，将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儿童奉为民族英雄，甚至把殉道本身视为终极目的。

我们的英雄——他们或许愿意为自己的事业献身，但绝不会崇拜死亡。恰恰是因为我们珍视生命，我们才会认可那些宁舍生命也不背弃原则之人的英雄气概。如今，我们把西方对于英雄气概、荣誉、责任这些概念的理解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以为这些理念无论在何时何地，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普遍存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是一种独特特质的产物，这种特质在此地孕育，并塑造了此后整个文明的发展历程。而如今，我们必须以先辈们同样的热忱，为捍卫这一文明而战。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工匠之后，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建筑师们，他们建起了米兰、科隆和佛罗伦萨的大教堂。驱动古希腊雕塑家追求完美人体形态的探索，在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中找到了新的表达形式。希腊哲学家对宇宙结构的探寻，由哥白尼继承，随后是伽利略、开普勒，最终归于牛顿。

对新知的渴望，催生了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最终也促成了阿波罗11号的月球之旅。而促使亚历山大征服整个已知世界的那些品质，在凯撒、查理曼大帝和科尔特斯身上又重现了。而在美国，这一传统又重新焕发生机。一片开阔而广袤的土地，成为西方想象力与雄心壮志再度勃兴的舞台。希腊人对新视野的向往，化作了美国的拓荒精神。雅典与罗马的文明底蕴，将这个新生的沿海共和国塑造成了一个大陆性帝国。

每一代最伟大的美国人都带着其先辈那鲜明的特质——诞生于雅典，成长于罗马，受洗于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纪欧洲的熔炉中淬炼，被英国人追求自由的天赋所赋予，而后横渡大西洋，在新大陆的海岸上重获新生。现在，我们必须共同重拾那种精神。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转折点，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转折点。

我们如今面临的威胁，与古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威胁一样真实。国家利益并未因国际制度的存在而消失。战争也不会只因我们向往和平就销声匿迹。其他国家仍在不断扩充军备、谋求影响力、争夺领土、技术、资源、市场、能源与权力。而如今，战争再次爆发。大国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竞争。脆弱性、侵略行为、恐怖主义层出不穷，全新的威胁与攻击形式也再度充斥世间。

因此，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机构与联盟，以共同应对这些威胁——我们要明白，建立这些机构和联盟的目的并非要废除组成它们的国家的主权，而是要捍卫这些主权。同时，各国无需为了认清共同利益而放弃自身独特的身份认同。

我们与希腊伙伴的合作正是这一理念的典范。无论是在防务、能源与技术领域，还是在共同应对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威胁、维护欧洲边境安全方面，双方都有着共同的目标与追求。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我国建国之初。1821年，希腊在历经数百年奥斯曼帝国统治后奋起重获独立，美国人在这场抗争中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身影。三年后，伟大的美国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向国会发表著名演说，将希腊革命的事业呈现在这个年轻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面前。

他首先让他们注意周围的一切。他在演讲中这样说道：“这种自由的政府形式，这种民众集会……这种自由辩论、公开讨论的习俗，这种思想与思想的交锋……甚至我们聚集的这座建筑，这些比例匀称的立柱，这座装饰精美的建筑，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希腊曾经存在过，而我们和全人类一样，都深受其恩惠。”

这番话在今天依然如他当年所言般真切。我们所有人——不仅是美国人，还有欧洲人以及西方各国的朋友们——都必须重新汲取先辈们从这片土地及其历史中得到的启示。希腊历史的意义，远不止让我们窥见自身制度的最初形态。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这向我们昭示，我们是伟大英雄的继承者，我们应当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应当由衷地感到自豪。我们应当惊叹于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开拓出的一切。我们的文明史是人类已知的最伟大的史诗，而它就发源于此，始于西方的先民。从他们身上——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重拾那些美德、勇气与力量，去直面当下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危机。

谢谢。

*演讲原题为In Defen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英文全文参考https://www.state.gov/releases/office-of-the-spokesman/2026/10/secretary-of-state-marco-rubio-rema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