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朝鲜战场，周纯全原本只是奉命前往慰问志愿军，却被彭德怀留在了战火纷飞的后方。彭德怀见面便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管管后勤！”周纯全没有立即应承，只回答要回去交代工作。彭德怀当即表示：“现在就上任，其他事情由我向中央军委说明。”

这次看似突然的“抓差”，其实并非临时起意。周纯全长期从事军队后勤、地方建设和组织工作，既懂作战，也熟悉群众动员。更重要的是，他经历过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知道一支部队没有粮食、弹药、被服和运输线，单靠勇敢根本打不了持久仗。

当时，志愿军后勤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指挥机构距离前线较远，敌军又凭借空中优势持续轰炸交通线。周纯全接手后，着手整顿兵站、运输和物资分配，在道路沿线设置防空哨。战士们用鸣枪传递敌机来袭信号，这种土办法被称为“土雷达”。他没有嫌办法简陋，反而组织改进并推广。

从鸭绿江到前线，运输线绵延数千公里。汽车白天隐蔽，夜间抢运，桥梁被炸便抢修，道路中断便寻找替代路线。周纯全抓的不是某一辆车、某一批物资，而是一整套能够在轰炸下继续运转的后勤体系。1952年，美军持续一年之久的空中封锁未能达到目的，志愿军供应线依然维持，这里面有他大量而细致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这位后来负责全军后勤的上将，早年并不是军校出身。1905年10月，他出生于湖北黄安，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家境贫寒，父亲早逝，14岁便外出谋生，先在茶楼做杂役，后来进入汉口惠工织布厂当工人。

1923年前后，周纯全参加工人增资斗争，担任纠察队员。罢工期间，他守在厂门口，面对前来抓捕工人的警察毫不退缩。斗争胜利后，他又参与“二七”后援工作，为受难工人及其家属筹集粮款。工人愿意信任他，正是因为他肯出力，也敢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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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春，他回到家乡，在八里湾南门庙高小做校工。董必武曾任这所学校的名誉校长，并给予他思想和文化上的帮助。周纯全起初文化程度不高，却肯学、肯钻研，逐渐接触革命理论。1926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承担秘密交通工作，往返于武汉、黄安和大别山地区。

1927年黄麻起义前后，他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重要骨干。攻打黄安县城时，周纯全带队冲入城内，后来又在部队突围中掩护主力转移。起义受挫后，他几经辗转寻找组织，担任京汉南段特委和信阳县委负责人，在严密搜捕下恢复地下工作。

那段日子，武器和经费都极其缺乏。一次，为把枪械弹药运进大别山，他与地下党员伪装成送葬队伍，将武器藏入棺材，沿途应付盘查。这个办法听起来险，却反映出早期革命斗争的真实处境：没有现成条件，只能靠胆识、细心和群众关系打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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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周纯全既带兵作战，也负责组织群众。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时，部队在枣阳一带遭到围攻，形势十分危急。总部机关险些被敌军冲破，他带领干部组成突击队，与敌人展开近战，掩护部队脱离险境。

转战川陕后，他参与领导根据地建设和反“围攻”作战。粮食、食盐、被服，样样短缺。周纯全组织县级干部建立粮站，制定收购办法，又派人到敌占区购买食盐。对根据地而言，盐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关系到部队体力和群众生存，后勤工作由此成为战斗的一部分。

长征途中，周纯全的右眼被弹片击伤，后来因缺乏休养逐渐失明，成为人们所说的“独目将军”。1935年8月，他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复杂局面中，他曾在张国焘问题上有过失误，但随后认识到错误，主动要求学习提高，并在会宁会师后向中央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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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后来担任抗大一分校校长。1941年冬，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周纯全带领机关和学员突围，亲自检查封锁线，直到大部人员脱险后才撤离。

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负责辽南地方工作和东北野战军后勤。辽沈、平津等战役前后，他带病检查物资供应，推动粮食、冬装、兵员和伤员安置工作。1949年12月，他担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为海南岛战役筹集粮食、船只并修整道路。

1955年，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此后，他继续在总后勤部任职，把多年战火中积累的经验用于军队正规化建设。1985年7月28日，周纯全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10天后，他的骨灰从武汉上空撒向长江，又有一部分落在红安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