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7年正月，洛阳宫城仍沉浸在新年的表面祥和中。叛军首领安禄山躺在寝殿内，身旁少有人敢大声走动。此时的他已疾病缠身、双目昏花，身躯肥重，连翻身都十分困难。谁也没有想到，真正走进他寝室的人，正是最贴近他的李猪儿。
这场刺杀并非临时起意。安禄山死前，已经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手中握着河北与洛阳一带的军政力量。可称帝并没有让他变得更稳，反倒使猜忌、暴怒和奢靡迅速失控。
有意思的是，安禄山早年的确很会经营自己。他出身边地，熟悉胡汉之间的军政环境，能说会道，也懂得迎合唐玄宗的心思。入朝觐见时，他故意装出粗鲁憨厚的样子，甚至以滑稽举止博取皇帝欢心。
唐玄宗宠信他，杨贵妃也把他视作养子。安禄山借着这层关系频繁出入宫廷，逐渐获得了旁人难以企及的信任。到了天宝年间，他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大量边军，成为大唐最有实力的藩镇将领之一。
问题也由此埋下。一个边将同时控制三镇精锐，又能绕过朝廷直接获得皇帝信任，权力的天平已经发生倾斜。755年，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安史之乱由此爆发。次年，他攻占洛阳并称帝，战火很快波及关中。
称帝后的安禄山，已不是那个善于隐藏锋芒的将领。他终日沉溺酒食，身体迅速恶化，背部生出毒疮，视力也越来越差。史料记载，他性情暴躁，近侍稍有差错便遭殴打，连儿子安庆绪也常常受到斥责。
权力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拥有多少人马，而在于让掌权者误以为所有人都不敢反抗。安禄山看不清殿内的人，却仍然不断用刑罚维持服从。他或许没有意识到，恐惧可以让人低头，却不能让人永远忠诚。
李猪儿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被推到安禄山身边的。据《旧唐书》等记载，他原为契丹人，少年时进入安禄山麾下，后来成为贴身侍从。安禄山对他的信任，主要来自一个事实：李猪儿能够近身侍奉，旁人无法替代。
但这份所谓信任，本身就带着极大的屈辱。李猪儿曾遭安禄山残酷处置，身体因此被阉割，之后仍被迫留在主人身边服侍。安禄山体形日益肥胖，起卧和穿衣都需要人扶助，李猪儿便长期承担这种近乎屈辱性的差事。
这不是普通的主仆关系，而是以暴力维系的控制。李猪儿既不能逃走，也没有公开反抗的余地。他每天都能看见安禄山最虚弱的一面，也最清楚寝殿的守卫、出入路径和作息习惯。对刺客而言，这些细节比刀刃更加重要。
严庄很快看到了这一点。作为安禄山的重要谋士，他同样屡遭猜忌，深知主人已经无法继续掌控局势。安庆绪则担心父亲病重之后，自己无法顺利接掌权力。两股不满最终汇聚到一起，李猪儿成了计划中的关键人物。
据史书记载，严庄曾对李猪儿说：“再这样下去，你我都没有活路。”李猪儿没有多言，只是握紧了手中的刀。多年积压的仇恨，到了此时已经不再只是个人怨恨，也被权力斗争推着向前。
正月初一夜里，安禄山熟睡。寝殿内的防备被有意削弱，李猪儿进入房中后突然下手。安禄山惊醒，试图寻找兵器，却发现身边早已没有可以自卫的武器。剧痛之中，他睁大眼睛认出刺客，喊出了那句：“家贼杀我！”
这句话既是惊叫，也是他临死前对局势的判断。杀他的人不是外部敌军，而是身边长期服侍他的近侍；策划此事的，也不是普通士卒，而是他的儿子和亲信。安禄山曾经依靠亲近关系建立权力，最终也被这种关系反噬。
安庆绪随后继承了大燕帝位。可弑父并不能自动带来威望，他既缺少安禄山早年的军功，也没有足够手腕压住各路将领。叛军内部很快出现裂痕，史思明表面服从，暗中却开始积蓄力量。
几年后，史思明攻入洛阳，安庆绪败亡；再后来，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父子相残、部将反叛，几乎成了这支叛军无法摆脱的命运。安禄山的死，并没有结束战乱，只是把内部争斗推向了新的阶段。
安史之乱延续八年，唐朝虽然最终收复长安和洛阳，却付出了沉重代价。人口流离，田地荒芜，河北诸镇坐大，朝廷不得不依赖地方军力平定叛乱。安禄山在寝殿内倒下的那一刻，倒下的并不只有一个暴君，也包括唐王朝原本牢固的权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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