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不可能成为诗人|作家|托芙|童年|翻译|蒂娜|诗人

她10岁起就写诗，父亲泼冷水称“女孩不可能成为诗人” 。

最终她年少成名，她不是昨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安妮·卡森，而是丹麦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

不只在她出生长大的街区，不同城市都有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

（第五个是学校！）

她只活了五十八岁，却写了近半个世纪。从诗歌到儿童文学，从小说到回忆录，生前竟然就出版了好几十部作品。

她四次结婚，四次离婚。

她被药瘾纠缠，自杀身亡，符合人们对“自毁天才”的完美想象。

然而这一切根本不足以概括她。

因为她是例外。因为她是托芙·迪特莱弗森。

她不能简简单单地被归类为“被忽视的女作家”——我们只是尚未认识她，不了解她所身处的现实，以及她眼中的真实。

她说她从没喜欢过现实，也从不描写现实。作为天生的创作者，她早已凭借勇气和想象力，学会了寻找、构筑属于自己的真实，而这也在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哥本哈根三部曲》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现。

由《清晨》《所有明亮的梦》《白昼坠落》组成。

上学前，托芙的天地小小的。

妈妈牵着她的手上伊斯特德街采购，为她解读街上的指示牌，她由此学会识字，还知晓了一些更重要的事实：在伊尔玛市场，一只鸡蛋卖六欧尔，一磅人造黄油四十三欧尔，一磅马肉五十八欧尔。

“院子里高年级的女生也围着垃圾桶说着类似的话，我通常只能站在外圈。”

爸爸在做锅炉工，忧郁的棕色眼睛总是布满红血丝。

这个家庭的关系简单又复杂。爸爸不知道如何跟年幼的女儿相处，看向她时总是欲言又止；她喜欢爸爸，却无法对他抱有任何强烈的情感，为此只能常常责怪自己。看看她和爸爸就知道：两人的灵魂如此相似，却总在有意无意地彼此回避。

长大的过程中，她发现爸爸并非单纯放弃了自己文学梦想的疲惫工人，还是一个因为害怕拒绝所以拒绝希望的无助的大人：寡言的爸爸也会写那么多年日记，另一个丰饶的世界隐匿在他的文字里。

她有她喜欢的书，爸爸有他喜欢的书，这之间很少有交集。爸爸一面说她的押韵方式不对，一面将她的作品获得的好评收藏在剪贴簿里。成为知名作家后，她替爸爸争取到了发表作品的机会。这样，爸爸不仅能为挣钱养家骄傲，也能为持续坚持写作骄傲。

爸爸去世后，她这样回忆：

许多年前，爸爸告诉我女孩不能成为诗人。我发誓他会后悔这么说。他的确后悔了，带着他一贯的隐忍，却又补充了一句，许是为了掩盖内心的波动：“可你从来都是个例外。”

从小，妈妈就教给托芙这样的现实：你是穷人家的女儿，应该找一个不喝酒、带着周薪按时回家、生活稳定的熟练技工结婚。自此，“生活稳定的熟练技工”成了一个幽灵，在她的童年里徘徊：

我对熟练技工没有任何偏见，是“稳定”一词遮蔽了未来所有明亮的梦。就像下雨的天空一样灰暗，没有丝毫明亮的阳光穿流而过。

既然幽灵不走，那只能她离开。逃得越远越好。

她要结婚。不是跟这条街上的熟练技工，即将奔赴前线的英俊舞伴，或者挪用公款却无忧无虑的同龄人，而是跟一个欣赏自己、欣赏自己的诗、能帮助自己成为诗人的人。她大方地承认这是利用，不为自己找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她的诗，她可不会拧巴地活下去。

眼下，她二十出头。丈夫叫维戈·F，比她大三十岁，运营一个叫《野麦》的文学杂志，带她进入了自己的生活圈，也就是哥本哈根的文学艺术圈。

捧读《野麦》的托芙。

托芙，维戈·F，狗狗。

可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都太老了，就像维戈·F一样。爸爸说维戈的书写得不怎么好，她不评判，但心里明白他能提供的当下和未来已无法再让自己兴奋。她也不希望他润色自己的手稿，哪怕许多籍籍无名的同辈诗人都向往他的指导。她心里涌流的语句得遵循自己的天性，经不起这样的干预。她说，“那些不完美和寻找的过程有存在的意义”，是“句与句间不确定的微小震颤”令她心动。所以她要再逃一次，逃向不完美，逃向不确定，逃向自己。

托芙回忆第一部诗集的封面：

“描绘的是一个低着头的裸体女孩，真美。

这具躯体是纯洁的，不带任何肉欲。”

以托芙（身着横条纹短袖衫）为首的“青年艺术家俱乐部”。

曾经，她恨不得早一分、早一秒逃离童年，逃离自己成长的街区：

童年就像一具棺材，长长的，窄窄的，单靠自己出不来。它一直都在，对每个人清晰可见，就像漂亮卢维兹的兔唇那样。……你无法摆脱童年，它依附着你，像某种臭味。

托芙重返儿时旧居。

然而一旦离开，她又忍不住无数次地折返，为伊斯特德街而写，为西桥区而写，为那里的自己而写。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会规划游览线路，走上她的街，找那个叫托芙的孩子。

托芙的第二部小说：《童年的街道》。

你若问她何苦去了又回，她会吟诵她所钟情的雅各布·帕卢丹：

仍有诗人肩负着使命，要回到他们的童年擦拭他们那时的眼睛。

托芙有个哥哥叫埃德温。在她还没够年龄时，已经上学的哥哥，每天把自己挨老师打的恐怖故事带回给她。她总是深信不疑。在哥哥的描述中，外面的世界那么可怕。而在她的想象中，哥哥很勇敢，没准是王子，骑士也不赖。

哥哥对托芙说：

你应该做的，是你最害怕的那件事。

“他是给汽车涂漆的工人。没有换工作的可能。

但他同样为他妹妹的坚持，为她有所成就而自豪。”

她太喜欢这条准则，甚至一辈子都在践行。她过早地看透了现实的冷酷，同时了解自己的脆弱，深知如果被现实缠上，自己终将被侵吞。所以她选择主动出击，抵抗现实。现实是灰色的不透光的水泥，只能映照出一个不存在的自己。只有勇敢地打碎现实、以真实重塑现实，才能证明自己真正存在，哪怕这意味着用新的创口覆盖旧的伤痕。

在第三任丈夫卡尔的诱惑下，托芙对处方药上瘾了。她明白自己爱的不是这个手握注射器的人，而是注射器里澄清的液体。药物让她的血液幸福地循环，此刻现实并不作数。

“我几乎认不出这些孩子，我不是他们日常的一部分。”

然而用不了太久，药物就会扭曲真实，扼杀她作为创作者的天性和追求，强迫她承认现实，向它妥协。现实中，她构思着一部新的小说，甚至在心里动笔，可虚弱的身体无法向打字机靠近分毫；等到终于有力气坐到书桌前，思路却变得滞涩。于是，为了自己尚未写下的故事，为了体内的诗行能自如地涌现，她要摧毁现实中的一切阻碍，并不计后果地坦白。

当时写下的小说：《为了孩子》。

正如她的其中一位英译者所说：

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警觉的，完全知道自己是谁，清楚自己的状态，而且会向你诚实地讲述。她不会省略分毫。她会彻底暴露自己。她对自毁有着巨大的胃口，这让我作为读者和译者很难承受，因为我是站在她那一边的。我想要她成功。我爱她的声音。我爱她的才华。我爱她的驱动力。我爱她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上。

1984年，离婚后的蒂娜三十二岁，在西雅图的北欧航空工作。

在丹麦时，她为这个国家被遗忘的十九世纪女性作家写着从未完成的论文。回到美国后，她发现这里的高校并不需要那么多精通丹麦语言文学的人。

不过下班后，她仍会翻译丹麦文学，其中最吸引她的当属托芙的声音。早在八年前，她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当时她恰巧在哥本哈根，本地电视台播放着对托芙葬礼的报道。多奇妙啊，竟有这么多的女人守在教堂门口等待与她道别。

两年后，托芙的Barndom（意为“童年”）和Ungdom（意为“青年”）合为一册在美国出版，成了蒂娜的第一本书。这本书会收获好评，也会绝版。对出版这门生意而言，写得好、译得好并不构成畅销或长销的必要条件，甚至根本不构成一个条件。而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也不会为一个存在感稀薄、话语权微弱的陌生国度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