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长安城永兴坊魏徵宅第内，一名六十四岁的老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的妻子裴氏站在廊下，眼前摆着朝廷送来的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的一品葬礼仪仗，但她摇头拒绝了。
《旧唐书·魏徵传》记下了她当时说的话：“徵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葬，羽仪甚盛，非亡者之志。”
最终，魏徵的棺木被一辆不加文彩装饰的布车拉出了长安城，陪葬昭陵。
唐太宗李世民登上苑西楼，望着那辆简陋的布车消失在通往昭陵的官道上，失声痛哭。
他下诏内外百官皆赴丧，亲笔撰写碑文，并亲手书石。
数日后临朝，他对侍臣说了一番流传千古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朕尝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这面“镜子”碎得太快了。
魏徵入土不过数月，当年秋天，唐太宗便下令推倒了自己亲笔书写的墓碑。
不仅如此，他还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
一个生前被比为镜子的臣子，死后几个月内便被如此对待，这在李世民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历代通鉴纂要》记录了这一转折的导火索：“初，魏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有宰相才。
至是，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
上始疑徵阿党，又有言徵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魏徵推荐的两个人出了问题，加上有人说他把自己给皇帝提的意见拿给史官看，这两件事让李世民动了怒。
但若只是为此，何以连墓碑都要推倒？
问题在于，魏徵从来没有成为李世民真正意义上的“谋臣”。
一部《新唐书》的《魏徵传》开篇写得很清楚：“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
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
一个孤儿出身、穷困潦倒但胸有大志的人，在隋末乱世中最初选择的位置，恰恰是谋臣。
隋大业末年，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响应李密，让魏徵负责起草文书。
李密收到元宝藏的文书后，每次都说写得好，后来得知是魏徵所作，便召见了他。
魏徵趁机献上“十策”以图壮大瓦岗军，但李密没有采用。
后来王世充攻打洛口，魏徵又向李密的长史郑颋献策，分析了魏公虽屡胜但骁将锐士伤亡殆尽、府库无财、战胜不赏的困境，建议深沟高垒、旷日持久地拖垮敌军。
郑颋回了一句“老儒常语耳”，魏徵当即拂袖而去。
《新唐书》用四个字记下了这个细节：“徵不谢去。”
他不道歉，不解释，转身就走了。
这是一个谋臣的傲气。
后来李密兵败降唐，魏徵跟随到了长安，许久不被知名。
他主动请求去安抚山东，被擢为秘书丞。
到黎阳后，他写信劝李密的旧将李勣归唐，李勣采纳了他的建议，归顺了唐朝。
这是魏徵谋臣能力的一次实际证明——不动一兵一卒，凭一封书信便收降了据守战略要地的将领。
窦建德攻陷黎阳后，魏徵被俘，被窦建德任命为起居舍人。
窦建德败亡后，魏徵与裴矩入关，太子李建成听说了他的名声，请他担任太子洗马，礼遇甚厚。
这是魏徵作为谋臣最接近成功的阶段。
李建成虽是嫡长子，但功绩远不如秦王李世民。
《旧唐书·魏徵传》载：“徵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
他反复劝说李建成尽早对李世民动手，以巩固储位。
武德五年，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勾结突厥进犯山东，魏徵建议李建成主动请战立功以提升声望，李建成采纳，出兵擒斩刘黑闼，平定了山东。
魏徵在太子幕中展示的，正是一个谋臣应有的素质：分析形势、提出方案、帮助主君建立功业。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爆发。
李建成被杀，李世民派人把魏徵带来，质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
在场的人都为魏徵捏了一把汗，但魏徵面不改色，只回了一句话：“先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有今日的祸事了。”
李世民素来看重魏徵的才能，见他不隐瞒不推诿，便将他赦免，授为詹事府主簿。
从这一刻起，魏徵的道路彻底转变了。
李世民需要的不是一个帮他出谋划策的谋臣——他有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这对组合在秦王府时期就已经磨合成熟。
李世民需要的是另一类人：一个能指出他过失的人。
李世民即位后，擢魏徵为谏议大夫。
当时河北州县素来侍奉李建成、李元吉的旧部人人自危，常常暗中串联准备作乱。
魏徵对太宗说：“不示至公，祸不可解。”
太宗便命他去安抚河北。
路上遇到押送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京师的囚车，魏徵对副使说，朝廷刚下诏赦免宫府旧人，现在又押送他们，谁还能相信诏令？
他当即释放了李志安等人，然后才上报太宗。
太宗大为高兴，对他日益亲近，有时甚至把他引入卧内，询问天下之事。
魏徵也从此将自己定位为“谏臣”。
《旧唐书》记载了他与太宗之间一段著名的对话。
有人告发魏徵偏袒亲戚，太宗派温彦博调查，查无实据。
温彦博说，魏徵身为臣子，不能检点行为、远离嫌疑，即使没有私心也应受责备。
太宗让温彦博去告诫魏徵。
魏徵入见时说了一番话：“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
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
太宗听后瞿然改容。
魏徵再拜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太宗问忠臣和良臣有何不同。
魏徵回答：“良臣，稷、契、咎陶是也。
忠臣，龙逢、比干是也。
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
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
太宗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
这番话透露出魏徵对自己角色的清醒认识。
良臣与谋臣不同。
谋臣参与决策、谋划方略，与帝王共同建立功业；良臣则是在帝王已有的决策框架内纠偏补漏，确保不走错路。
魏徵选择做良臣，但他未必不想做谋臣。
从他在李密帐下献十策、在李建成幕中出谋划策的经历来看，他始终具备谋臣的抱负和能力。
然而在李世民的核心班底中，谋臣的位置已经被房玄龄、杜如晦占据，这些人从秦王府时期就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是嫡系中的嫡系。
魏徵是降臣，是前太子的人，他无法进入那个圈子。
于是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了谏诤。
前后进谏二百余事，太宗曾当面慰劳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极广：阻止征发不到十八岁的中男入伍、反对西域诸国入贡以免劳弊中国、为李靖等大臣辩解、阻止太宗因地方官供应不丰而加以谴责。
他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家事：长乐公主出嫁时，太宗想给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的嫁妆，魏徵以礼制为由阻止；太宗想纳郑仁基的女儿为妾，魏徵指出此女已许配陆爽，太宗遂作罢。
贞观十一年，魏徵上《谏太宗十思疏》，提出“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等十思。
太宗读后手诏答复，深自克责。
太宗还将魏徵的另一篇奏疏《十渐不克终疏》列为屏障，朝夕观看。
但魏徵始终没有跨过那条线。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病重。
太宗与太子李承乾一同到魏徵家中探望，指着衡山公主说要将她许配给魏徵的长子魏叔玉。
魏徵去世后，太宗废朝五日，追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赐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陪葬昭陵。
魏徵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排在房玄龄、杜如晦之前。
然而几个月后，一切都变了。
杜正伦被贬黜，侯君集因谋反被杀。
这两个人都是魏徵生前推荐的，他曾说他们有宰相之才。
《历代通鉴纂要》记载：“上始疑徵阿党。”
又有人告发魏徵曾把自己前后的谏辞抄录给起居郎褚遂良看，太宗更加不悦，于是下令解除婚约，推倒墓碑。
魏徵推举侯君集，理由是“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
侯君集后来确实谋反了。
推荐杜正伦，杜正伦后来因罪被黜。
这两件事如果放在房玄龄或长孙无忌身上，或许不会引发如此剧烈的反应。
但魏徵是降臣，他没有嫡系的根基，他的每一次推荐都会被解读为培植私党的举动。
而房玄龄推荐人，那是秦王府旧部之间的正常举荐。
更深层的原因藏在魏徵自己的选择中。
他曾对太宗说要当“良臣”而非“忠臣”。
良臣在天下太平时显不出特别的作用，忠臣则在危难之际见分晓。
魏徵的谏诤集中在日常施政的偏差上，他不参与国家战略的谋划。
当李世民决定远征高丽时，魏徵已经去世——如果他在世，他会如何反应？
史书上找不到答案，因为魏徵从未在军事征伐上给李世民出过主意，那是李靖的领域。
当李世民在立储问题上摇摆时，魏徵也不是那个能参与核心决策的人，那是长孙无忌的领域。
魏徵的谏诤之所以能够存在，恰恰因为他没有进入决策核心。
一个站在外面提意见的人，比一个在里面做决策的人更安全，也更容易被容忍。
太宗需要一面镜子，而魏徵选择成为了那面镜子。
但当镜子映照出的东西牵扯到政治派系时，镜子本身也变成了政治的一部分，于是推倒便发生了。
不过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尾声。
《历代通鉴纂要》在“踣魏徵碑”之后引曾氏的话说：“魏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每恨其不思，而益知公之为贤。”
后来太宗亲征高丽失利，怅然感叹：“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
他召来魏徵的妻子儿女加以慰劳，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墓，重新立起墓碑，恩礼更加隆重。
但那块碑立起来又倒下去的历史，已经和“以人为镜”的名言一起，留在了贞观十七年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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