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石子。
我扛着锄头走过河湾，听见捶衣裳的声音。
董诗雅蹲在青石板上，蓝布衫子溅湿了一片。
她抬头看见我，手一抖，棒槌差点掉水里，耳根红透了。
她低着脑袋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落进哗哗的水声里，我愣在原地，锄头砸了脚背都没觉着疼。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她说话时的模样。
可我当时不知道，就在那个晚上，郭家的提亲队伍已经进了董家的院子。
01
1972年的夏天热得邪乎。知了从早叫到晚，叫得人心里发毛。
我从地里收工回来，沿着河堤往家走。锄头扛在肩上，晒了一天的铁器烫着后脖颈。
河湾那片青石板是村里女人洗衣裳的地方。平时我路过都低着头快步走过去，怕撞见谁家媳妇姑娘不方便。那天鬼使神差，我往那边看了一眼。
就一眼。
董诗雅蹲在最靠里的那块石板上，蓝布衫子的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白生生的手臂。
她抡着棒槌捶打衣裳，水花溅起来，打湿了鬓角的碎发。
水声哗哗的，她没听见我的脚步。
我本想转身走，可腿像灌了铅。
村里人都知道董诗雅长得好看，但好看这两个字搁她身上太轻了。
她低头搓衣裳的样子，脖颈弯成一道弧，后颈的皮肤被太阳晒出浅浅的印子。
“咳。”我咳了一声。
她猛地抬头，手里棒槌“啪”地掉进水里，溅起一片水花。整个人弹起来，像被烫着了似的，脸从脖子根红到耳朵尖。
“你……你什么时候来的？”她说话都结巴了，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一会儿捏衣角一会儿摸头发。
“刚来，路过。”我也结巴了，锄头从肩上滑下来，我一把抓住，手心全是汗。
她低着头，盯着水面上漂走的棒槌，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想看就托媒人来提亲。”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落进我耳朵里。河水流过石头缝的声响突然变得特别大。我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弯腰捞起棒槌，端起木盆就走。从我身边过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皂角的味道，混着河水的潮气。她走得急，盆里的水晃出来，打湿了我的裤脚。
我站在那儿，直到她的背影变成田埂上的一个小点。
锄头什么时候掉在地上的，我完全不知道。
脚背被砸了一下，青了一大块，当时愣是没感觉到疼。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说话时那个样子，一遍遍在我脑子里转。耳朵红透了，眼睫毛垂着，像两把小扇子。
我爬起来，摸黑走到隔壁萧明家。萧明是村小的老师，跟我一块儿念过书，村里跟我能说上话的没几个人。
“你疯了？”萧明披着褂子开门，听完我的话，脸都白了，“董诗雅她妈早就放话了，要给她说郭支书家的郭建平。郭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
“她让我托媒人去。”我重复了一遍，像是在说服他，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萧明叹了口气，把我拉进屋，关上门。
“韵文，你听我一句劝。你爸那顶帽子虽然人走了，可还扣在你头上。郭建平他爹是支书，郭建平自己马上要去当兵了。你拿什么跟人家争？”
我坐在他炕沿上，不说话。
“再说了，”萧明压低声音，“郭家跟董家已经走动好几回了。董玉瑾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她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就指望着董诗雅嫁个好人家。”
我站起来往外走。萧明在后面喊我，我没回头。
回到家，我妈冯慧还没睡。她坐在堂屋里纳鞋底，煤油灯照着她花白的头发。
“去哪儿了？”
“萧明家。”
她放下针线，看了我一眼。就那一眼，我就知道她什么都猜到了。我妈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但眼睛毒得很。
“董家那闺女？”她问。
我没吭声。
我妈叹了口气，把针线收进筐里。“韵文，咱家什么情况你心里清楚。你爸走的时候你才十二，这么多年咱娘俩怎么过来的，你比谁都明白。”
“妈，我知道。”
“你知道还去招惹人家？”她声音高了些，又压回去，“董玉瑾那关你就过不去。她能把闺女嫁到咱家来？嫁给你这个富农子弟？”
“她说了让我托媒人去。”我又说了一遍。这句话像是我唯一的底气，翻来覆去地拿出来说。
我妈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句：“睡吧，明天还要上工。”
我躺在炕上，盯着房顶的椽子。董诗雅那双眼睛在我眼前晃。她说那句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丝急迫，像是怕我不明白，又像是怕自己反悔。
我得去。
不管成不成，我得去。
这个念头定下来，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迷迷糊糊睡过去之前，我还在想，明天让萧明他娘帮我去探探口风。
萧明他娘跟董玉瑾年轻时候一起在生产队干过活，能说上话。
我不知道的是，就在那天夜里，郭家的媒人已经进了董家的门。
02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出门上工，萧明就跑来了。他脸色不好看，把我拉到院子角落。
“我娘昨晚去了董家。”
“怎么说？”
萧明咽了口唾沫。“董玉瑾说，董诗雅已经许了人家，郭家前天来提的亲，彩礼都过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前天？那不就是我在河边撞见董诗雅的前一天？
“你确定？”
“我娘亲口问的，董玉瑾亲口说的。”萧明看着我，“韵文，算了吧。郭家彩礼都收了，这事板上钉钉了。”
我靠在墙上，觉得脚底下发虚。前天郭家提亲，昨天她在河边跟我说那句话。她明明知道郭家已经来提亲了，为什么还让我托媒人去？
我想不通。
上午在地里干活，我魂不守舍，锄头差点铲到自己脚上。队长骂了我两句，我也没听见。收工后我没回家，绕到了董家院子后面。
董家后墙有一道矮矮的土墙，墙头爬着丝瓜藤。我站在墙外，听见院子里有喂鸡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后门吱呀开了，董诗雅端着一盆鸡食走出来。
她看见我，脚步顿住了。院子里传来董玉瑾的声音：“诗雅，谁在外面？”
“没人，妈。鸡跑出来了，我看看。”董诗雅把盆放在地上，快步走到墙根，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塞给我。
是一双鞋垫。针脚细密，纳得结结实实，一看就花了不少工夫。
“忘了我吧。”她声音压得极低，低到几乎听不见。
我攥着鞋垫，想说什么，她突然把手缩回去，袖子往下扯了扯。就那一瞬间，我看见她手腕内侧有一块淤青，紫红紫红的。
“你手怎么了？”
她猛地把手背到身后。“没事，碰的。”
“诗雅？”董玉瑾的声音又响起来，带着不耐烦。
“来了。”她应了一声，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没回头，只说了一句：“郭家后天来送日子，你别来了。”
后门关上了。我站在丝瓜藤下，手里攥着那双鞋垫，闻着院子里飘出来的鸡粪味，站了很久。
回家的路上，我拐到河边，坐在昨天她洗衣裳的那块石板上。
河水还是那么清，棒槌印子还在石板上留着。
我把鞋垫翻过来看，背面用红线绣了一行小字，绣得极细，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韵文”两个字。
她从来没当面叫过我的名字。
我把鞋垫揣进怀里，贴着心口。正坐着发愣，身后传来脚步声。我回头，郭建平带着两个人站在河堤上。
他比我高半个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绿褂子，手插在裤兜里。那两个人一个是大队民兵连长，一个是郭建平的堂弟。
“苏韵文。”郭建平走过来，站定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听说你这两天老往董家跑？”
“我路过。”
“路过？”他笑了一声，蹲下来，跟我平视，“苏韵文，我跟你明说吧。董诗雅是我的人了，后天送日子，年底就过门。你离她远点。”
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压迫感。我没说话。
“你爸是富农，你知道吧？你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你要是不想给你妈惹麻烦，就老老实实的。”郭建平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我下个月就去部队了。走之前，我不想再看见你在董家附近转悠。”
他转身走了。民兵连长跟在他后面，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同情，也有警告。
我坐在石板上，太阳晒得头皮发烫。河面上反射着白晃晃的光，刺得我眼睛疼。
那天晚上，我把鞋垫拿出来又看了一遍。那两个字绣得真好看。我把它贴在脸上，闻见一股淡淡的皂角味，跟昨天河边她身上的味道一样。
我妈推门进来，看见我手里的鞋垫，愣了一下。她没说话，坐到炕沿上，把我手拉过去。
“韵文，你要是真放不下，妈豁出去这张脸，明天去找董玉瑾说说。”
我抬起头，看着我妈。
她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头发白了大半。
我想起我爸走的那年，她也是坐在这炕沿上，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咱娘俩相依为命”。
“妈，不去了。”我把鞋垫叠好，塞进枕头底下，“郭家后天送日子。”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我的手背，起身出去了。
我吹灭油灯，屋里一片黑。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枕头上，我看见那两个字的位置微微鼓起来。
后天。郭家后天就来送日子了。
03
郭家送日子那天，整个村子都热闹了。郭支书家摆了两桌酒，董家那边放了一挂鞭炮，响得我在自家院子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没出门。我妈也没出门。娘俩坐在堂屋里，谁也没说话。中午我妈擀了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端到我面前。
“吃吧。”
我低头吃面，吃了一口，咽不下去。我妈坐在对面看着我，眼圈有点红，但她忍住了。
“妈，我没事。”
“嗯。”她应了一声，也低头吃面。
那天下午，我去了萧明家。萧明正在备课，见我进来，把笔放下。
“你来了。”
“嗯。”
我坐在他对面，半天没说话。萧明也不催，给我倒了碗水。
“我想离开村子。”我说。
萧明端水的手停在半空。“去哪儿？”
“不知道。去哪儿都行。”
“你妈呢？”
我沉默了。我妈就我一个儿子，我走了她怎么办？可留下来，每天看着董诗雅在郭家进进出出，我怕是会疯。
萧明放下碗，想了想说：“你先别急。我帮你打听打听，我有个远房表叔在黑龙江林场，那边招工。你要是真想去，我写信问问。”
“行。”
从萧明家出来，天已经擦黑了。
我绕了条远路回家，路过董家院子的时候，看见里面亮着灯。
院子里有人说话，董玉瑾的声音最大，在跟谁商量酒席的事。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走到自家门口，我看见门槛上放着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六个煮鸡蛋，还温着。布包是碎花布缝的，针脚跟那双鞋垫一样细密。
我攥着布包，站在门口，四下里张望。巷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远处董家的灯还亮着，窗户纸上映着人影晃动。
我妈从屋里出来，看见我手里的布包，叹了口气。“刚才杨银凤来过。放下东西就走了，什么都没说。”
杨银凤是董诗雅的奶奶，七十多岁的人了，平时不大出门。
我把鸡蛋拿进屋，放在灶台上。
布包收进枕头底下，跟那双鞋垫放在一起。
夜里我睡不着，把布包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看。
碎花布上有一小块深色的印子，像是被水浸过又干了。
我猜那是眼泪。
第二天上工，队长把我叫到一边，说大队研究决定，派我去修水库。修水库的地方离村子四十多里地，去了就得住在那边，半个月才能回来一趟。
“什么时候走？”
“后天。”
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心里明白，这是郭建平的意思。他还没走，但已经把路给我铺好了。
晚上我跟我妈说这事，她正在灶前烧火，手里的柴火停了一下。
“去多久？”
“得小半年。”
我妈把柴火塞进灶膛，火光照着她的脸。“去吧。换个地方也好。”
她没哭，也没叹气，就是烧火的动作比平时慢了些。我蹲下来帮她添柴，火光一跳一跳的，映得我俩的影子在墙上晃。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决定。走之前，我要再见董诗雅一面。
第二天傍晚，我守在董家后墙外。等了一个多钟头，后门开了。董诗雅端着一盆水出来泼，看见我站在墙根，盆差点脱手。
“你怎么又来了？”她声音发颤，四处张望了一下。
“我后天走，去修水库。”
她愣住了，端着空盆站在那儿。晚风吹过来，吹乱了她额前的碎发。她瘦了，下巴尖了，颧骨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修水库？”
“郭建平安排的。”
她低下头，盯着手里的空盆，嘴唇抿得紧紧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眶里汪着泪，但没掉下来。
“韵文，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了。”
她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叫我的名字。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比鞋垫上绣的那两个字好听一万倍。
“你等我。”我说。
她摇了摇头，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空盆里，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我等不了。你走吧。”
她转身进了门，门闩落下，咔嗒一声。我站在墙外，听见院子里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鞋垫和布包都缝进了棉袄夹层。
我妈在堂屋里给我收拾行李，烙了一摞饼，煮了十个鸡蛋，又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块钱塞进我包袱里。
“到了那边来信。”
“别惹事。”
“过年要是能回来就回来。”
她说什么我都嗯。
我不敢多说话，怕一开口嗓子就哑了。
第二天天没亮，我背着包袱出了门。
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我妈站在院门口，手扶着门框，身影小小的。
我转过身，大步走了。
04
水库工地在四十里外的山沟里，几百号人挤在工棚里睡大通铺。
活很重，天不亮就上工，天黑透了才收工。
挑土、夯地基、推独轮车，一天下来骨头像散了架。
我咬牙撑着。累是累，但累到极点的时候，反而什么都不想了。倒头就睡，一夜无梦。
第一个月，我没给董诗雅写信。我不敢。写了她也收不到，董玉瑾会拆她的信，郭建平也会。
但我给萧明写了。每月一封，托他打听董诗雅的消息。
萧明的回信总是很短。董诗雅跟郭建平年底结婚，婚礼办了三桌。董诗雅搬去了郭家。郭建平去部队了，董诗雅留在郭家伺候公婆。
每一封信我都看了很多遍，然后塞进包袱底下。
第三个月，萧明来信说董诗雅怀孕了。
我拿着信坐在工棚外的石头上，坐了一整夜。
月亮很大，山沟里的风冷得刺骨，我把棉袄裹紧，夹层里的鞋垫硬邦邦地硌着胸口。
她怀孕了。郭建平的孩子。
我想起河边那天，她红着脸说“想看就托媒人来提亲”。
那句话像是上辈子的事。
我把信折好塞进包袱，第二天照常上工。
挑土的时候我走得比谁都快，肩膀磨破了皮，血渗出来粘在褂子上，我一声没吭。
日子就这么过。
水库修了大半年，完工后又把我调去了别的大队。
我干脆不回去了，哪里有活就去哪里。
我妈托人带信，说家里都好，让我别惦记。
我知道她是怕我回去惹事。
1974年春节，我回了趟家。我妈老了不少，头发全白了。我住了三天，每天帮我妈劈柴挑水，把院子收拾了一遍。
我没去董家那边。但村子就这么大，有些消息不用打听也能听见。董诗雅生了个儿子，叫郭小勇。郭建平在部队提了干，董诗雅带着孩子在郭家过。
第三天傍晚，我去萧明家坐了一会儿。萧明拿出一封信递给我。
“杨银凤托我给你的。”
我拆开信，里面只有一行字，是杨银凤的口述，萧明代笔：诗雅让我告诉你，她挺好的，你别记挂。好好过你的日子。
我把信纸折好，揣进兜里。萧明看着我，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明天就走。”
“去哪儿？”
“回工地。我表叔那边来信了，黑龙江林场招正式工，我打算去。”
萧明沉默了一会儿。“你妈呢？”
“我跟我妈说了。她说随我。”
萧明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倒了两碗。“那今晚喝一碗，算是给你饯行。”
那碗酒我喝得很慢。萧明陪着我，两个人没怎么说话。煤油灯的芯子烧得短了，光一跳一跳的。窗外有狗叫，远远的，一声接一声。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我妈站在院门口送我。她没哭，手扶着门框，跟上次一样。
“到了来信。”
“过年能回来就回来。”
我走出村子，走到河堤上。
河湾那片青石板还在，石缝里长了青苔，水还是那么清。
我站了一会儿，从怀里摸出那双鞋垫，看了看上面绣的字，又塞回去。
转身走了。
05
黑龙江的冬天冷得能把人冻透。
林场在深山里，伐木、抬木头、装车，活儿比修水库还重。
但我干得踏实。
在这里没人知道我是什么成分，没人认识董诗雅，没人知道郭建平。
我每月给萧明写一封信。
第一年写了十二封，每封信的末尾我都写一句“转交董诗雅”。
我不知道她收没收到，萧明也没提过。
但我照写不误，像是一种仪式。
第二年，萧明回信说董诗雅又生了个闺女。郭建平转业到了县里的机械厂，董诗雅带着两个孩子跟去了县城。杨银凤去世了。
我拿着信，想起那个碎花布包和六个煮鸡蛋。那个老太太，一辈子没跟我说过几句话，却在我最难的时候偷偷帮了我。
第三年，我把写信的频率改成了每年一封，只在春节前寄。信里只有两个字：安好。萧明收到后转交，转没转到，我不再问。
1979年，我妈走了。萧明拍电报到林场，我赶回去的时候人已经入土了。萧明说，我妈走得很安详，夜里睡过去就没再醒。
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把我妈留下的那间老屋托付给萧明照看。走的时候，萧明送我到村口。
“韵文，你在那边有没有成家的打算？”
“没有。”
“你才三十出头。”
“不想。”
萧明叹了口气，没再劝。
我回了林场，继续干活。
日子一天天过，树砍了一茬又一茬，我的头发里开始掺白丝。
偶尔有工友拉我去相亲，我都推了。
时间长了，没人再提这事。
1990年，萧明来信说郭建平在厂里出了事故，被机器绞断了三根手指，落下了残疾。董诗雅在街上摆摊卖菜，供两个孩子念书。
我把信收好，没回。
1995年，萧明来信说郭建平得了肝病，病退了。董诗雅的儿子郭小勇考上了中专。
1998年，萧明来信说郭建平走了。董诗雅把郭建平安葬后，一个人搬到城郊租了间平房，继续卖菜。
我拿着那封信，在林场宿舍里坐了一整夜。
窗外下着雪，屋里冷得像冰窖。
我从棉袄夹层里取出那双鞋垫，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认出“韵文”两个字。
我把鞋垫翻过来，背面有一小块深色印子，像是很多年前眼泪浸过又干了。我把鞋垫贴在脸上，闻不到皂角味了，只剩下陈旧的棉花气息。
那晚之后，我又恢复了每月给萧明写信的习惯。
信的内容不再是“安好”两个字，而是问董诗雅的情况。
萧明回信说，董诗雅在城郊菜市场有个固定摊位，每天早上五点出摊，下午两点收摊，风雨无阻。
我没回去。
我怕回去。
我怕看见她老了的模样，更怕她看见我老了的模样。
四十年了，我什么也没做成，什么也没给她，就凭一句河边的话，守了一辈子。
我拿什么脸去见她？
2012年秋天，萧明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很急，说董诗雅病重住院了，肺癌晚期。她跟萧明说，想见我。
我放下电话，手抖得系不上鞋带。
连夜买了火车票，从黑龙江赶回县里。
火车上三十多个小时，我一口东西没吃，一口水没喝，眼睛盯着窗外，天黑了又亮，亮了又黑。
到医院的时候是第二天傍晚。萧明在门口等我，见了我愣了一下。我知道自己老得厉害，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
“她在三楼，靠窗那张床。”
我上楼，在病房门口站了很久。门是虚掩的，里面很安静，只有机器嘀嘀的响声。
我推开门。
董诗雅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
头发全白了，脸上一点肉也没有，颧骨高高凸着。
她闭着眼，胸口微弱地起伏。
床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是郭小勇。
他看见我，站起来，看了看床上的母亲，又看了看我，轻声说：“我妈一直在等你。”
我走到床边，坐下来。董诗雅的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她看见我，先是愣住，然后笑了。
“你还是老样子。”
她的声音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地上。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从棉袄夹层里取出那双鞋垫，已经硬得像纸板了，颜色也褪得差不多了。
她伸出枯瘦的手，摸着鞋垫上的字，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枕头上。
“你留着呢。”
“留着呢。”
她握着鞋垫，闭上眼睛，嘴角还挂着笑。病房里很安静，窗外的天暗下来了，路灯的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
那天晚上我没走，就坐在床边。郭小勇给我倒了杯水，我接过来喝了一口。他看着我说：“我妈这些年，总念叨河边的事。”
我看着他，没说话。
“她说她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是你。”
我低下头，攥着那双鞋垫，攥得指头都白了。
06
董诗雅住院那阵子，我天天去。
早上五点起，坐头班公交到医院，晚上九点末班车回去。
郭小勇白天要上班，晚上来换我，我就坐最后一班公交回萧明家住。
萧明把他家东屋收拾出来给我，铺了新被褥。他老伴儿给我做饭，顿顿有热汤。我心里感激，但话到嘴边说不出来。
董诗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起来喝半碗粥，跟我说几句话。坏的时候昏睡一整天，叫也叫不醒。
有一天下午，她精神格外好，让我扶她坐起来。
窗外那棵梧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落了一地。
她看着窗外，忽然说：“那年河边，我其实前一天就看见郭家来人了。”
我端着水杯的手顿住了。
“我妈收了郭家的彩礼，让我第二天别出门。我心里急，天没亮就跑去河边洗衣裳，想着你每天那个点路过。我想告诉你，又不敢说。郭家彩礼都收了，我说了又能怎样？”
她喘了口气，接着说：“你站在那儿，锄头掉地上砸了脚，我看见了。我想喊你，可我妈在院子里喊我回去。我就跑了。”
她停下来，看着我。“你那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
“没睡好。”我说。
“我也没睡好。”她笑了笑，嘴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躺在炕上想，明天他会不会托媒人来。第二天没来。第三天也没来。后来萧明他娘来了，我妈把人打发走了。我就知道，来不及了。”
她说到这里，咳了一阵。我扶着她躺下，给她掖好被子。
“你别说了，歇着。”
她摇了摇头，攥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骨头硌人。
“韵文，你告诉我，你后来为什么一直没成家？”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跟四十年前河边那双眼睛一样。只是眼窝陷下去了，眼角的皱纹像干了的河床。
“没遇上合适的。”我说。
她看了我很久，没拆穿我。她松开手，闭上眼睛，嘴角微微弯着。
“我累了，睡一会儿。”
她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着她胸口微弱地起伏。窗外梧桐叶一片一片往下掉，掉在窗台上，又被风卷走了。
那天晚上郭小勇来换我，我没走。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她刚才的话。
她说她前一天就看见郭家来人了。
她在河边是最后的挣扎。
她没敢说透，我没敢立刻行动。
就这么半个月的工夫，一辈子就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董诗雅精神又不好了，昏睡了一整天。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在我掌心里慢慢变凉。
07
董诗雅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医生跟郭小勇说，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郭小勇红着眼圈出来，跟我坐在走廊里，两个人都不说话。
那天傍晚，董诗雅忽然醒了。她看着天花板，轻声说：“韵文，你帮我个忙。”
“你说。”
“我家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有个铁皮盒子。你帮我拿来。”
我看了看郭小勇，他点了点头。
我坐公交去城郊董诗雅租的那间平房。
房子很小，一间半，外头搭了个棚子放菜筐。
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床单是碎花的，跟当年那个布包一个花色。
我打开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摸到一个铁皮盒子，锈迹斑斑，上面用皮筋扎着。我把它带回医院。
董诗雅靠在床头，接过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几十本日记本，大大小小，有的封皮都掉了。她翻到最上面一本，递给我。
“你看吧。我累了，睡一会儿。”
她躺下，很快又睡着了。我翻开那本日记，扉页上写着日期：1972年7月11日。
我翻到7月12日那页，上面写着：今天在河边，我想告诉他郭家明天来提亲。
可话到嘴边变成了“想看就托媒人来提亲”。
我恨我自己。
他站在那儿，锄头掉了都不知道。
我跑回家哭了一整天。
我又往后翻。1973年：听说他去修水库了。萧明说他瘦了很多。我想给他写信，不敢。
1974年：杨银凤奶奶回来说，他在黑龙江林场。我让奶奶托萧明带话，让他别记挂我。
1978年：他妈妈走了。萧明说他回来过，没去郭家那边。我抱着小勇哭了一场。
1990年：建平的手断了。我在街上摆摊，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想起他说“你等我”，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
1998年：建平走了。我在他书桌夹层里发现一个铁盒子，里面全是苏韵文的信，一封没拆。他一直在写信。可我不敢去找他。
2012年：我查出肺癌晚期。让萧明给他打电话。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日记到这儿就断了。我合上本子，坐在床边，看着董诗雅熟睡的脸。她的呼吸很轻，胸口的被子几乎不动。
原来她一直知道。
她知道我在写信，只是郭建平把信都截了。
她不敢来找我，怕我嫌弃她嫁过人、生过孩子、老了丑了。
我也不敢来找她，怕自己一事无成配不上她。
两个人隔了四十年，隔了几千里地，其实只隔了一层窗户纸。
可这层窗户纸，谁都没敢捅破。
我把日记本放回铁皮盒子里，盖好。董诗雅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说：“韵文，你还在吗？”
“在。”
她伸出手，我握住。她的手还是那么凉，但比前几天有力了些。
“你明天还来吗？”
“来。”
“后天呢？”
“也来。”
她笑了一下，闭上眼睛。“那我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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