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四十三）：明神宗3
c.矿监税使
自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朱翊钧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朱翊钧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朱翊钧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照数拨用。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但是，矿监税使也造成了当地社会的动荡与冲突。代表性的事例有“高淮乱辽”和“杨荣乱滇”。因此矿税政策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神宗生病，召见辅臣沈一贯等，下令废除矿税。东南百姓闻讯欢呼雀跃，但不久神宗就后悔了，收回成命，此后多名官员进谏废除矿税，神宗都不听。
d.加派辽饷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当辽东战争发生时，明朝已是库府空虚，难以支应。当时大臣合议，安排辽东的防务需军费百万，但因筹措不及，朱翊钧只准与十万，且要延迟拨给。明廷多方筹措军饷，以应付战争之需。五个月后，明廷议决除贵州外全国亩加征田赋三厘五毫，后又加征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再增二厘。连续三年先后三次增赋，合计九厘，共得银五百二十万两。这项加派就固定下来，成为常赋，称为“辽饷”。
④文化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年），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⑤外交
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播基督教，使得中西之间文化上得到交流。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01年1月25日），利玛窦觐见了朱翊钧。向朱翊钧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他的信任。利玛窦还把封面烫金、装订精美的地图集《地球大观》送给他，告诉他，从这部地图集上，可以看到他从西方来到中国途经的路径。
同年，朱翊钧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主持西书七千部翻译运动的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除利玛窦外，明末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士还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函，西班牙人庞迪我等。
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传教士把在中国所经历的写到西方去，引起西方巨大的反响，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俄交流：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9月1日，俄国彼德林使团到达北京，由于未带供品，也无国书，万历皇帝没有接见他们，但明朝政府仍旧热忱的接待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在中国进行贸易。使团在北京停留了一个多月，于10月11日离开返回俄国，带回了一份万历皇帝的回信（一说并非万历皇帝回信）。
中英交流：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时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使者约翰·纽伯莱带给明朝万历皇帝，信中表达了英中两国更好开展贸易往来的愿望。可惜的是，约翰·纽伯莱在途中遭遇不幸，虽然信件没有丢失，但却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遗憾。此后，信件被英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8）轶事典故 ①父子亲情
有一次明穆宗在宫中骑马驰骋，朱翊钧拦住马对明穆宗说道：“父皇是天下的共主，万一出了闪失，如何向天下交代呢？”明穆宗听到这番话，赶紧下马，抱起朱翊钧走入宫中。
②少时聪颖
神宗登基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巴力尽管如此，在他御字之初，由于年龄太小，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
③诏谕老君山
朱翊钧仰慕老子修道养生而获的长寿之术，故信道教，于公元1603年四月初八，万历帝特立“万历皇帝老君山诏谕牌”，诏谕洛阳老君山为“天下名山”，并虔心祈祷：“联躬康泰，无疆福寿，民安国泰，天下太平。”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廷遣中使，发帑金，建栾川老君山太清官宫殿。继之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明神宗朱翊钧下令印造《道大藏经》，共460多卷，颁赐给老君山。但其后因战火，这套道教文化全书被毁。
④交好大伴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朱翊钧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张居正对于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⑤呵护太岳
张居正身为辅臣，又是神宗的老师，自然有很大的权力，神宗对居正也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史载“帝虚以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风采。”张居正所说所请，神宗大多称善，并一一批准，就连神宗自己都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甚至慈圣太后决定的事，张居正觉得不可行，神宗也要按张居正的意思说服太后然后行之。
神宗对张居正的请求不仅能从之，而且对弹劾张居正的官员皆给予申饬贬黜，万历四年春正月，“御史刘台劾大学士张居正专擅威福，如逐大学士高拱，私赠成国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张四维、张翰为党，斥逐言官余懋学、傅应桢，罔上行私，横黩无厌。居正甚怒，见上辞政，曰：臣之所处者，危地也。言者以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将巽顺以悦下耶？则负国。竭公以事上耶？无以逃端擅之讥。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当则台以谢先生！诏下台狱，杖之百，远戍之。”可见，神宗对张居正呵护有加。
⑥喜爱读书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他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⑦擅长书法
在明代诸帝中，明神宗与其孙崇祯帝是两位堪称擅长书法的皇帝。神宗自幼即工八分书，为此太监孙隆专造清谨堂墨，款制精巧，极为神宗所爱。明神宗的善书，既是家学的渊源，也是受张居正等辅臣的影响。就家学而言，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就善书。同时，辅臣张居正等人在给神宗安排的教学课程中，也有习字一门，所用影格是《大宝箴》。这两者的影响，使得神宗初即位，就“好为大书”，所以时常有一些内使环立两旁，求神宗御书。万历二年四月，神宗赐给张居正“宅挨保冲”四字，吕调阳“同心夹辅”四字，六卿“正己率属”各一幅。同年闰十二月，神宗亲洒翰墨，大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予张居正。在张居正等看来，这些大字已是“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此外，神宗还对草书的普及有过一定的贡献。万历年间，由于他的提倡，草书入门书《草书百韵歌》极为流行，士子之家，几乎人手一册。在《草书百韵歌》的版本中，有一种是“万历十二年神宗御制序、跋本”，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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