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继母不给1分钱，全靠我打工，10几年后她偏瘫在床哭着要求我伺候，我过去说了1句话，她当场愣在原地|伺候|偏瘫|烧饼|蔡姨|陈婉婷

病房里一股消毒水和尿臊味混在一起，闷得人胸口发堵。

王玉彤瘫靠在床头上，嘴歪向一边，眼泪鼻涕糊了满脸。

她张着嘴含混不清地叫我的小名：“诺诺……妈动不了了……妈指不上别人了……”

我站在床边，没有坐，也没有应。

我看了她很久，久到她哭不动了，喉咙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

我没有喊她妈，也没有摔门走。

走近两步，弯下腰，轻轻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很轻。病房里忽然静得像没了人。

王玉彤的哭声堵在嗓子眼里，整张脸僵住，眼珠定定地望着我，一只还能动的手悬在半空，忘了放下来。

护工端着药盘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那句话，我排练了十几年，今天终于说出口了。

我妈走那年，我十三岁。

头一天她还在院子里晾被单，第二天人就躺下了。

从查出病到咽气，前后不到两个月。

我爸把家里的柜子卖了两张给她办后事，剩下的钱连买块像样的墓碑都不够。

我妈的骨灰埋在南坡那片杨树林底下，坟头很小，立了块水泥碑，上面刻着她名字和生卒年月。

我蹲在坟前烧纸，烧完一摞又一摞。

我爸蹲在旁边抽烟，抽到烟屁股烫了手才站起来，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说了一句：“回家吧。”

哪还有什么家。

我妈在的时候，家里锅碗瓢盆都是整整齐齐的。

她不在了，灶台上落了灰，被子没人拆洗，我早上起来连口热水都没有。

那一年我把我妈留下的东西一件一件收拾进一只旧皮箱里，整整齐齐码好，扣上锁扣。

我知道以后得靠我自己了。

第二年开春，我爸从工地上回来那天，身后多了一大一小两个人。

大的叫王玉彤，烫着卷发，穿着件红呢子外套，手里拎着大包小包。

小的扎两个羊角辫，怯生生躲在她姐身后，一双眼睛滴溜溜打量我家院子。

这个小的就是陈婉婷，那年才八岁。

我站在屋门口，手里攥着一把扫帚。风吹过来，王玉彤的红呢子外套被掀起一角。她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牙：“这就是依诺吧，长这么高了。”

我爸搓着手，半天憋出一句：“诺诺，往后叫妈。”

我没叫。我把扫帚立在墙根，转身进了屋。晚上她就发了威。

饭桌上摆了我爸从街上买回来的卤肉，我正低头扒饭，王玉彤开口了：“依诺呀，婉婷也不小了，她那屋的床太窄。你那个屋大些，让给她住，你搬到客厅去，成不成？”

我妈活着的时候，家里一共有两间卧室。

东头大屋是我妈和爸住的，西头小屋是我住的。

那间小屋墙是我妈刷的淡粉色，窗台上还摆着她养的一盆海棠。

我放下筷子，没抬头：“那我住哪儿？”

“客厅那张折叠床都铺好了。”王玉彤给我碗里夹了块卤肉，语气热络得不像初次当后娘，“依诺大了，住客厅宽绰，也好学习。”

我爸坐在上首，嘴唇动了一下，终究没有吭声。我端起碗，把那块卤肉拨到碗边上，说：“行。”

那晚我抱着母亲的皮箱走进小西屋，想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挪走。

王玉彤跟了进来，手搭在皮箱上，笑着说：“这些东西沉，先放这儿吧，等收拾好再说。”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崭新的大挂锁，咔嚓一声扣在了皮箱的锁扣上。

钥匙在她手心里转了一圈，就被揣回口袋里。

“屋里摆着死人用的东西不吉利，等过几天我给你腾个地方搁。”

我看着她行云流水的动作。

我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客厅躺到折叠床上。

那张床翻个身都咯吱响。

我后脑勺枕着两只手，望着天花板上那道从我妈在世时就有的裂缝。

后半夜我睡不着，翻了个身，听见小西屋里传来陈婉婷咯咯的笑声。王玉彤在给她铺新床单，嘴里念叨着：“这屋亮堂，往后就是你的屋了。”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是我妈生前用过多年的顶针。

我用红绳把它串了，挂在自己脖子上。

顶针上还有我妈缝衣服时留下的手温，那是我从皮箱里悄悄取出来的。

我攥着它闭上眼睛，告诉自己别哭。

那一天起，我就明白了：在这个家里，我得靠我自己了。

往后那些年，我没有叫过她一声妈。她也从来不指望我叫。

过了两年，我升上初三，赶上区里办数学竞赛。班主任说要是拿了名次，中考能加分。报名费二十块。

二十块，在今天连顿饭都不够，可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笔大数目。

我爸的工钱每个月结了都交给王玉彤。

王玉彤也有工作，在镇上菜市场卖粮油，手里不缺钱。

缺不缺是她的事。

我还是开了口。

晚饭后，我走到厨房门口。

王玉彤正在洗碗，背对着我，腰上的围裙带子系得紧绷绷的。

我咽了一下口水，说：“学校要办数学竞赛，报名费二十块钱。”

她没有回头：“你爸这个月工钱还没结，家里开销大，婉婷下月还要交舞蹈班的钱。你自己想办法。”

我的脚钉在原地。

其实我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一张收据，是王玉彤白天带陈婉婷去买棉衣的。

那件棉衣的价签我看见了，四十八块。

我没再说话，转身回屋。

我爸蹲在院子里修一辆旧自行车，抬头看我的眼神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第二天中午，我没回家吃饭。

学校后门有家面馆，门口贴着招洗碗工的布告，每天中午和晚上各来洗两个小时，管一顿饭，一个月给三十。

我走进去，面馆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婶，上下打量我一眼：“多大了？”

“十六。”

“看着不像，瘦得跟豆芽菜似的。”她递给我一条围裙，“行吧，先把这摞碗洗了。”

那半个月我每天中午不吃饭，先去面馆洗盘子，晚上下了晚自习再去洗一轮。

老板娘人不错，有时剩了半碗面汤，说倒掉可惜，让我喝了。

我没推辞，一碗热汤灌下去，胃里有了底，嘴唇也不发白了。

报上名那天是个星期五。

我攥着攒了半个月的二十块钱交了报名费，走出办公室时正好撞见从走廊那头走来的王玉彤。

她来给我爸送工地的安全帽，看见我愣了一下，脚步顿了顿，然后就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了。

像没看见。

像我不存在。

我攥着口袋里剩的零钱，那几张毛票已经被我捂得又软又潮。

我没有叫她。

我站在走廊上看着她的背影拐过楼梯角才转身回教室。

隔了几天，我打开语文课本时，里面夹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五块钱。

是折痕很深，带着汗渍的那张五块。

我爸干活回来偷偷塞进去的。

我把那张五块钱抽出来，攥在手心里，心里又酸又烫。

到晚上，我把它压回我爸的枕头底下，折好，抚平。躺回折叠床上，我摸了摸脖子上的顶针，对自己说：再撑一年，上了高中再说。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家里我不能指望任何人。

我爸指望不上，王玉彤更不用指望。

我能指望的，只有我自己这双手。

这双手还有力气。

这双手还能干活。

这双手攥着我妈的顶针，就不会跟谁低头。

初三那年入冬，我低血糖倒在了操场上。

我记得那天的太阳特别好，晒得人身上发暖。

我刚跑了两圈就觉得眼前发花，天旋地转的，李老师后来把我抱到校医室，说那一跤磕得我膝盖青了一片。

校医给我灌了半杯糖水，我才缓过气来。

校医说我营养不良，低血糖，还贫血，建议把学生家长叫来。

王玉彤来了。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羽绒服，站在校医室门口，脸拉得很长，语气也不耐烦：“上什么课能上到医院来？净给大人添麻烦。”

校医阿姨看不过眼，接过话头：“你是她妈妈吧？孩子体重有些偏低，你看看要不要做几样好菜给她补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我得回家做饭。”王玉彤打断她，走到床边把我扯了起来，“走吧，别耽误人家大夫下班。”

她甚至连碰都没碰我的书包。

我拎着书包跟在她身后，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走廊里的声控灯踩亮一盏又灭掉一盏，她在前面走得很快，羽绒服下摆被风兜起来。

我跟不上她，也不想跟上她。

她把我送到学校门口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前撂下一句话：“我没那闲工夫天天来学校伺候你。你以后在学校多吃点，别跟在家里似的挑三拣四。”

全校都知道我吃饭从来不打荤菜，全校都知道我家后妈给的饭钱不够买一根油条。

我没顶嘴，就站在校门口看着她走远，手里攥着脖子里那枚顶针，把指节攥得发白。

下午放学，我照常去面馆干活。老板娘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没说话。她转身进后厨炒了一碗蛋炒饭推到我面前：“吃完再干活。”

那碗饭放了两个鸡蛋，油汪汪的。我拿着筷子，挑了第一口，眼眶忽然就热了。我背过身去猛扒了几口饭，没让她看见我的脸。

晚上收工已经快十点了。

我拖着手套往回走，路过巷口的蔡梅香家门口时，有人叫住我：“依诺”。

蔡梅香端着一只铝饭盒站在路灯底下，外头裹着一条旧毛巾保暖：“蔡姨听说你今天在学校晕倒了。你妈不在，也没人惦记你。这是一盒饺子，拿回去吃，还有热乎气呢。”

蔡梅香跟我妈是老邻居。我妈走的那年，蔡梅香看她工地上没了住处，自己做了几顿饭送到家里来。她这人话不多，但心眼实在。

我接过那盒饺子，盒底还是烫的，透过毛巾暖着我的掌心。

我想说声谢谢，话到嘴边嗓子却哑了。

蔡梅香拍拍我的肩膀：“好孩子，别哭。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换个地方过好日子。”

我没哭。

我端着那盒饺子回到家门口，在路灯底下站了一会儿，等着眼眶干了才推门进去。

王玉彤和陈婉婷已经睡下了。

客厅的折叠床铺得整整齐齐，那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的床铺。

我坐在床头，打开饭盒，饺子还温着。

我一个一个地吃完了。

没有一个皮破的，没有一口凉透的，蔡梅香的手艺，跟我妈做的味道很像。

我吃完了把饭盒洗干净，压扁了，藏在枕头底下。

明天还给蔡姨。

关了灯，我睁着眼睛躺在黑暗里。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那晚饺子的味道。

蔡梅香是收废品的。

确切地说，她老伴以前收，老伴瘫了之后她接手，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纸箱，收旧书，收塑料瓶，赚个零花。

她见我来帮她分拣纸壳，分了三天，每天给我几块钱，默不作声地帮我攒学费。

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废品里的门道：纸箱要拆开压平，矿泉水瓶要拧开盖子倒掉水，不同颜色的瓶分开装，价格不一样。

我蹲在废品站的棚子底下干活，干到日头西斜，蔡梅香递我半瓶水，凉凉地说了句：“能吃苦的孩子，往后都有出息。”

后来这事儿还是被人撞见了。

周日下午，我在废品站码纸板，一个骑自行车的身影停在路边。

我没抬眼看来人，就听他阴阳怪气地开口：“这不是咱班的叶依诺吗？怎么在这儿收破烂啊？”

我抬头，是同班的赵磊，书包歪挎在肩上，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我没理他，把一摞纸箱压平捆好。

他见我不接话，又提高嗓门喊了一句：“收破烂的！叶依诺是收破烂的！”

废品站门口有两个路过的大婶也回头看我。

我攥着编织袋的手紧了紧，然后松开。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把那捆纸箱扎好，放上蔡梅香的板车。

赵磊没讨到便宜，骑上自行车跑了，嘴里还喊着“收破烂的穷丫头”。

他第二天到学校，把这事儿添油加醋传了半个年级。

下午课间，走廊上有人冲我挤眉弄眼：“哎，叶依诺，你家废品站收易拉罐不？”

我没有回嘴，也没有哭。

我抱着作业本走进教室，把本子放在课桌上，坐直了开始写作业。

班主任杨老师把那个起哄的男生叫去办公室训了一顿，出来以后那男生看我的眼神带着不高兴。

王玉彤不知道从谁嘴里听说了这事。

那天傍晚我刚进家门，她正拿着锅铲从厨房冲出来，声音尖得能掀翻屋顶：“你在外头收破烂？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老叶家是穷得揭不开锅了还是怎么着？你一个女娃娃，跟个收破烂的混在一起，丢人现眼！”

她越说越气，锅铲在手里直抖。陈婉婷坐在客厅看电视，头都没回。我爸蹲在院里，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嘴唇动了又动，最终还是沉默了。

我知道他在心里向着我说话，我也知道他张不了这个口。

我站在那里，等她骂完。

她骂完了，喘着粗气瞪着我。

我抬起头，声音不大，但没有抖：“丢人的事我都做完了，我就想考个学。你要是嫌我丢人，以后就当没我这个女儿。”

我转身回了自己的折叠床，王玉彤在身后扔出那只锅铲，砸在门槛上发出哐当一声。

响声很重，我的心跳都没有错一拍。

那晚我在黑暗里把账本翻开，在最末页写下一句话：我会离开这里的。

就快了。

我摸了一下脖子上挂着的顶针，它的边缘已经磨得很光。

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那天，录取通知书送到镇上邮电所，是我自己去取的。

我记得那是个六月末的下午，太阳很大。

我从邮电所出来，攥着信封站在路边，手心里全是汗。

我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我爸。

那几年，我爸在工地上摔过一次腿之后落了毛病，在建筑队干些看门打杂的轻活。

我攥着信封往工地走，路上想着他听了会怎么样，大概会憨厚地笑着，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

工地门口停了辆救护车，红色灯没闪了。门口围了一圈人。

我看见几个工友从里面抬出一张担架。

我爸躺在上面，面色灰白，安全帽歪在一边，眼睛半睁着，瞳孔已经散开了。

有人冲我喊：“你是老叶家闺女吧？你爸从三层脚手架上摔下来了……”

我的腿软了，我就地蹲下来，然后站起来，冲到担架旁边喊他。他没有应。送到镇医院就没了气。医生说是脑干损伤，脑溢血，当场就不行了。

我爸死的时候手里握着一张新发的工资条。他可能本来打算把那张条子交给王玉彤当家用，又或者想从中偷偷抽出几块钱塞给我。我不会知道了。

我的录取通知书在口袋里，被汗水浸得变了形。

办丧事那几天，王玉彤哭得撕心裂肺。

她趴在棺材上捶胸顿足，哭一会儿就晕过去一回。

陈婉婷也跪在灵前烧纸，母女俩哭成了一对泪人。

我跪在另一边，一个头一个头地磕，一句话也没有。

棺材盖上之前，我爸的工友塞给我一个信封，说是我爸生前放妥当保管的一千块工钱，说让我拿着念书用。

我还没来得及把那句话咽下去，手里的信封就被王玉彤从后面抽走了。她面不改色地塞进自己口袋里：“娃念书要花什么钱，我替她管着。”

那是她最后一次从我手里拿走一样东西。我看着她，没有争抢，没有再说话。

后事办完第三天，我收拾东西准备去省城报到。

王玉彤倚在西屋的门框上看我把校服和旧衣折叠好，塞进那只破旧的皮箱里。

那口皮箱上的挂锁，早就不知道被谁撬开了，锁扣是歪的，箱面也磨得露出了内衬。

王玉彤没有过来帮忙，也没有说让我带上什么东西。

她把着我妈顶针的红绳子说：“你爸的那张老照片我没有留着。人都走了，留着也伤眼睛。”

我垂下眼。停了很久，说：“我知道了。”

我拎着皮箱走出院门的时候，没有回头。

蔡梅香在巷口等着，塞给我两只烧饼：“路上吃。”我接过烧饼，心里堵得喘不上气。烧饼是咸的，我把眼泪咽进嗓子里，连道别的声都抖了。

省城的大学很热闹，可我总是做同一个梦。

梦里的父亲站在脚手架的阴影里，冲我笑着，露出一口黄牙。

我说：“爸，我考上大学了。”他不说话，只笑，然后那笑容一点点淡下去。

梦到这里我总会醒。

大学四年，我靠着助学贷款，奖学金，几份兼职，孤零零地活了下来，也一点一点地忘了那个家。

毕业以后我留在省城，换掉了电话号码。

老家的地址我没有再给任何人。

然后十几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办公桌上的手机响了。来电是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电话那头不是蔡梅香的声音。

是一个男人，说他是镇上社区的工作人员：“请问是叶依诺女士吗？是蔡梅香阿姨给的你这号。你继母王玉彤，偏瘫两年了……”

我握着电话，没有说话。

男人又补了一句：“她那闺女卷了钱跑了。人瘫在床上，没人管。你要是方便，就回来看看吧，她哭着念叨你好多天了，说想见你。”

外面太阳还亮着。

我在落地窗边坐了很久，从午后坐到傍晚。

最后我站起来，去请了假。

夜里我捏着车钥匙坐了很久，天快亮的时候，我下楼，发动了车子。

开了四个多小时，回了那个我以为再也不会回去的镇子。

病房在二楼，走廊尽头。

我推开那扇虚掩的房门的时候，一股说不清的气味扑面而来。酸味，药味，还有某种陈旧的、绝望的气息。我屏了一下呼吸，走了进去。

王玉彤躺在靠窗的那张病床上，很瘦，瘦得皮包骨头，像被人抽去了里面所有的东西，只剩下一层软塌塌的肉壳。

头发白了一大半，剪得极短，乱糟糟地贴着头皮。

曾经丰润的腮帮子凹进去了，颧骨高高地支棱出来。

左手蜷曲着搭在胸口，五根手指勾成鸡爪子的形状，手背上的皮肤薄得能看见青紫色的血管。

她看见我的那一瞬间，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

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在她脸上见过的亮，像暗了很久的灯忽然被拨了拨芯。

她张了张嘴，右半边嘴的肌肉不听使唤，口水顺着嘴角淌下来，洇湿了枕巾。

她费力地抬起右手，朝我伸着，嘴里含含糊糊地挤出两个字：“诺……诺……”

我站在门口没有动。

她那个“诺”字一出来，我浑身的血液像被冰水洗了一遍，又像被火燎了一下。

十几年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了。

我走进去，没有坐。

她那只手抬在半空中，够不着我。

她的嘴唇哆嗦得厉害，浑浊的老泪顺着眼角流进两鬓。

“诺诺……妈动不了……妈……没有人管了……”

我站在床边，没有说话，也没有去握那只干枯的手。

她努力想表达什么，说得断断续续：“婉婷……走了……不来了……把妈的钱……都拿走了……诺诺，妈这辈子……妈对不起你……”

她说“对不起”的时候，我忽然想笑，可一点也笑不出来。

十几年了，那三个字她从来没有说过。

我以为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会痛快，会解气，会如释重负。

可真听到的时候，心里反而像被人塞了一团湿棉花，闷，堵，说不上什么滋味。

“妈想你留下……妈想让您伺候妈……妈咋说也是你爹的……”

她说不下去了。

她那只手还努力伸着，指尖微微发颤。

窗外有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了。

我看了她很久，久到她的哭声渐渐弱下去，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

我往前走了一步。

她眼里升起一点希望。

我弯下腰，声音很轻，一字一顿地说：“你有亲闺女，从小到大奶大的是她，偏心的也是她。你养了她二十多年，她现在人在哪儿？”

王玉彤的嘴张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卡了痰，却吐不出一个完整的字，整个人僵住了。

她伸着的那只手悬在半空，慢慢放下来，指尖在床单上蜷缩着收拢，最终无力地落在被子上。

我又说了一句：“伺候你，那是你亲闺女该做的事。我一个外人，掺和什么？”

病房里彻底安静下来。

走廊里有人端着器械盘走过去，脚步声很轻。

我看到王玉彤的眼眶里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滚滚落下来，可她喉咙里发不出声来了。

她的嘴唇还在动，动的形状依稀能看出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有再看她，转身走出了病房。我需要出去透口气。走廊的灯管有些发白，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比屋里好闻多了。

蔡梅香站在走廊那头，手里提着一袋苹果，远远地看着我，没有走过来，也没有叫我的名字。

我原以为那天走了就不会再回去了。

我原以为那句话说完就够了，剩下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可我在镇上多留了两天。

不为别的，我得把一些事情收拾妥当，也亲眼看看那个把我从家里赶走的人，最后落到了什么地步。

第二天上午，我回病房结清前面的欠款，刚走到走廊转角就听见里面传来一个尖利的女声：“妈，你怎么还不明白！那房子再拖下去，连三万都卖不上！到时候治病拿什么治？拿什么交住院费？”

我站在门口，看见了那个十几年没见的人，陈婉婷。

小时候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如今也三十出头了，烫了细碎的卷发，染了棕红色，指甲面上涂着亮片，穿一件黑色短皮衣，领口拉得很低。

她正弯腰凑在王玉彤床前，一只手撑着床栏，另一只手指点着床头柜上的一张纸。

王玉彤靠在床头，眼睛红肿，嘴唇颤动。

她还挂着昨天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看向女儿的眼里全是惶恐：“那房子……是咱家最后的根了……你卖了，妈住哪儿去？”

陈婉婷直起腰来，不耐烦地啧了一声：“你现在躺着动弹不了，家里那两间破屋有什么可住的？卖了钱我伺候你，不比现在你一个人等死强？”

我背靠着门框，没出声。

陈婉婷还没看见我。

她回头翻包，好像连笔都带来了，是个狠角色：“妈，你在上头按个手印就行，其他事儿不用你管。那屋我先找人看着，价钱合适就打款。”

王玉彤的手簌簌发抖。

她试图把那张纸推开，但偏瘫的胳膊使不上力气，只碰倒了自己床头的水杯。

“我不能卖……”她的声音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又哑又碎，“你爸留下的……依诺她爹留下的……”

“提那个死人干什么！”陈婉婷的声音猛地拔高了，“人都死十几年了！现在是活人要紧还是死人要紧？你是想死在那屋里也没人知道吗？”

我走了进去。

陈婉婷愣了一瞬，抬头看见我时像见了鬼一样：“你……你怎么在这儿？”

我没有回答她。

我走到床头柜前，把那张打印好的草纸翻了过来，看见是镇上那种手写的房产转卖协议，条款粗劣简陋，连个正规中介都没有。

我把它折了两折，搁回柜面上。

陈婉婷的脸色变了：“你什么意思？那房子是我妈名下的！”

“是你妈名下的。”我看着她，声音平淡，“那你问问你妈。问她愿不愿意。”

王玉彤的眼泪又滚了下来。

她看着我，嘴唇直颤，却说不出一句话。

那一瞬间她心里应该全明白了：她疼爱了二十多年的亲闺女，今天站在她病床前逼她卖房还赌债；她亏待了十几年的继女，站在她的病床前替她挡了一张废纸。

陈婉婷瞪着我，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最终冷哼了一句：“行，你装好人。你等着。”她抓起包摔门冲了出去，鞋跟把地板跺得咚咚响。

病房里又安静下来。

王玉彤的哭声像被掐住了脖子一样，整个人一抖一抖的，满脸都是泪，却不敢哭出声。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看着她那只蜷曲的左手在床单上无助地蹭着。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张写满歪歪扭扭字迹的协议纸。

该付的钱我会付，该收的场我会收。但有些账，我心里有数。

我转身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后天我请的护工到位。她要是再来闹，你就让人打电话给社区。”

我没有回头看她。

离开医院那天傍晚，我一个人去了老屋。

叶家的老屋在镇东巷子的最里头。

院墙还是那堵青砖墙，只是墙头的瓦片碎了几块，露出里头的灰泥。

两扇木门虚掩着，锁是新的，泛着银色冷光。

我伸手推了一下，门开了。

院子里有人走动过的痕迹，可明显很久没人住，地面扫得干净，却沉着一股说不出的空落落的气息。

那棵枇杷树还在。

比记忆里高了许多，枝丫参差地往天空伸展。

枇杷叶落了满地，树杈间结了些青果子，还没熟透，在夕阳里泛着暗绿的光。

院子角落，那间我曾经住了几年的储物间还在，门板换了新的，从前挂锁的地方留了一个浅色的痕子。

蔡梅香来了。

她比我记忆中老了许多，头发白了大半，背有些驼，声音也哑了一些。

她手里挎着一只竹篮，篮子里装着几个干巴巴的桃酥：“我估摸你该来这儿看看。不敢去病房打扰你跟王氏说话，就在这儿等你。”

她蹲下来换了个坐的姿势，叹了口气，自顾自说了起来：“这两年她瘫在床上，初初是陈婉婷在照顾，伺候了不到半个月就烦了。她那个闺女嫌脏嫌累，动辄骂骂咧咧，后来把她的银行卡也掏走了。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基本就靠我隔三差五去送顿饭，社区搞了个志愿者，隔天来给她翻个身，擦擦洗洗。你也知道她那个人性子硬，瘫了以后话都说不清楚。”

蔡梅香看了我一眼，又慢慢地说：“她虽然嘴里不说，可有一回我给她喂粥，喂着喂着她就哭了。她含含糊糊地说，梦见你对她说‘你也有今天’，结果醒来一看床边没人。她说了很多遍。我猜她有几分是想你，有几分是怕你。”

我没有接话。

我走到枇杷树下，伸手够了一颗青枇杷捏在手心里。

果皮上覆着一层细细的白绒毛，捏起来很硬。

我抬头看着那棵梧桐子树。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在树下写作业，我父亲从工地上回来，带了一只大西瓜，切开，递给我一半，很大，我喜欢。

那一年我母亲已经走了，父亲还没有把人领进门来。

那是我们父女俩最安静的一段日子。

他坐在门槛上抽烟，眯着眼睛看我写字。

我那时还只是个半大孩子，却觉得日子好像还能凑合过下去。

蔡梅香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又开了口：“依诺，你爹不在了，她现在又瘫了。你再恨她，她后半辈子也没几天好活了。”我没有回头。

我说：“蔡姨，我没说不养她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