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至八年间，京师与南方灾情接连传来，雍正帝、张廷玉和被关押在刑部监狱中的阿克敦，先后被卷入一场颇为意外的政治转折。朝廷一边要应付准噶尔部的边患，一边又要处理南方水灾，真正让雍正头疼的，不是没有官员，而是缺少能够独当一面的人。
阿克敦出身满洲正蓝旗章佳氏。八旗子弟入仕，本可依靠门荫、保举等途径，但他没有把仕途押在家世上。康熙四十八年，他考中进士，成为清代少见的满洲进士之一。这个出身，既给他带来机会，也使他始终处在朝廷的注视之下。
他早年喜欢读书，尤其重视经世之学。别人看重骑射和门第，他却愿意在书案前钻研典章、刑名与政务。入翰林后，他先后担任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到了雍正朝，已经成为皇帝眼中“能办事”的官员。
雍正继位后，朝廷内部经历了剧烈整顿。皇帝需要一批熟悉政务、又能执行命令的官员。阿克敦既懂文事，又有八旗背景，因而被调往地方任职。雍正四年，他出任两广总督，后来兼理军务，权力和责任都骤然加重。
两广地处海疆，税关、盐务、地方治安交织在一起。阿克敦上任后，对地方官场积弊展开查办，弹劾了一批官员。这种做法确实有整顿作用，却也让他树敌不少。官场中被查处的人未必会认错，更多时候只是等待反击的机会。
机会很快出现。有人指控他处理盗案不力，有人揭发他在关税事务上失察，还有人称其家属向外来商船索取财物。清代官员收受规礼的现象并不罕见，但涉外商船便不只是贪墨问题，还牵涉朝廷颜面与海疆管理。
雍正得知后极为震怒。阿克敦被押解回京，依律判处斩监候，关入刑部监狱，等待复核。斩监候并非立即处决，案件仍需经过审查，但对一名曾受皇帝信任的封疆大吏来说，这已经等同于仕途断绝。
阿克敦入狱时，雍正并不是毫无惋惜。此人有才，却在权力和钱财面前失了分寸；若只看罪名，他该受惩处，若从朝廷用人的角度看，又实在可惜。清代政治中，皇帝常常把“能办事”与“必须守法”同时压在一个人身上，稍有失衡，便可能从重臣跌入囚徒。
就在这时，北方边事又起。清军与准噶尔部作战受挫，朝廷正准备重新部署，南方急报却接连送到。连日暴雨造成河道漫溢，大片田地、房屋被冲毁，灾民流离失所，奏报中甚至出现三十二万人受灾的严重数字。
雍正连续召集大臣议事，却迟迟找不到合适人选。治水不是单凭官阶高就能办成，既要看河道地势，又要核实地方奏报，还得调集粮饷、民夫和物资。更麻烦的是，南方河网密布，堵一处、决一处，稍有失策，灾情便会扩大。
张廷玉看出了皇帝的焦躁，便进言道：“朝中并非无人，只是现成的人在死牢里。”雍正听后脸色一变：“你说的是阿克敦？”张廷玉回答：“正是。罪不可免，才也不可弃，何不令他以功赎罪？”
这番话并非替阿克敦开脱，而是抓住了雍正当时最现实的难题。阿克敦熟悉地方政务，曾任封疆大吏，也有军务经历，至少比临时挑选一名文官更了解复杂局面。雍正权衡之后，下令将他从狱中提出，戴罪前往南方治水。
出狱后的阿克敦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他一路查阅舆图，到了灾区又发现，纸面上的河道与现实相差甚远。原先设想的方案不能照搬，只能重新勘察水势。地方官员带他查看决口时，灾民、废田和倒塌的房屋摆在眼前，任何漂亮奏章都失去了意义。
他随后提出疏导为主、分流为辅的办法，在清江浦一带增设支河，使水流得到分担，减轻主河道压力。这个方案没有铺张开挖，也没有一味筑堤，而是尽量利用原有水系，既节省钱粮，也便于迅速施工。雍正批准后，工程很快展开，灾情得到缓解。
这次治水改变了阿克敦的处境，也没有抹去他原先的罪责。雍正准许他以功折罪，实际是把惩罚与任用放在一起考量。后来阿克敦又参与处理西北事务，曾与准噶尔方面议和。乾隆即位后，他重新回到文职，历任翰林院和刑部要职，晚年仍在朝中任事。
阿克敦的经历并不适合被说成一段单纯的传奇。他确有才干，也确实犯过错误；张廷玉敢于举荐，是因为看中了他的能力，更因为治水大局不能耽误。至于他能从死牢回到朝堂，关键不在于罪名消失，而在于清代官场里，功劳、过失与皇帝的取舍，始终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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