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吴玉章讲席教授王文在美国《国际政策文摘》发表英文文章分析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前后，人大重阳还在《南华早报》发表英文文章，并接受央视新闻、香港《文汇报》、凤凰卫视、英国广播公司（BBC）、俄罗斯塔斯社、今日俄罗斯等多家国内外主流媒体专访，解读中美元首会晤。现将中文译文发布如下：（中文约4200字，预计阅读时间11分钟，英文原文见今日三条）
▲10月6日，美国《国际政策文摘》刊发王文文章Calm Down, China and America Are Not Destined for War
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始终笼罩在一句熟悉的警告之下：当一个崛起大国挑战一个守成大国时，战争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推广的“修昔底德陷阱”，为解读两国竞争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框架。然而在公共讨论中，关于权力转移之危险的警告，往往固化成一种预言——冲突不可避免。
这一区别同样关键。艾利森本人并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他这套论述中的宿命论版本流传甚广，以至于几乎每一场贸易争端、技术限制或外交对峙，都能被解读为走向碰撞的又一步。这样的解读，留给政治判断、谈判妥协的空间太小，也几乎没有为“领导人能够认识到升级的代价并据此行事”这一可能性留下余地。
我的看法则更为谨慎乐观，这一判断来自与战略学者、商界领袖以及中美非官方对话参与者的交流。尽管存在分歧，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仍有强有力的理由管理竞争。双方的外交接触表明，两国政府都懂得任由个别争端决定整个关系的危险。双方无须放弃自身利益，也都能认识到失控的对抗将危及各自利益。
中国塑造这一关系的能力不断增强，也在改变着它的动态。与此同时，美国政治的两个特征值得受到更仔细的审视：国内分裂使构建一套持久的对华战略变得更加复杂；而与中国之间的某些经济争端，与美国同其盟友之间惯常发生的争吵颇为相似。这两点观察都不能消除竞争的风险，但都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每一次分歧都预示着战争临近。
力量对比是分析问题的一个有用起点。按市场汇率衡量，美国经济规模仍大幅超过中国。而按购买力平价（根据国内价格差异进行调整）衡量，则呈现出不同的排名，中国位居第一。这些衡量方式反映的是经济实力的不同侧面。单看其中任何一项，都无法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将如何有效地把自身资源转化为技术领先、军事能力或外交影响力。
中国的工业规模则更难被质疑。2025年其制造业增加值达到约34.7万亿元，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已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如此广泛的工业基础，赋予中国一些美国难以迅速复制的实力。2025年研发投入达到约3.9万亿元，反映出中国为推进技术进步所投入的资源。
中国在光伏制造、电动汽车和机器人领域已建立起可观的能力，在人工智能研究和专利申请方面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这些优势并不意味着在每一项技术上都具有领先地位。但它们确实使这样一种战略越来越难以想象——即永久地将中国排除在那些可能塑造未来经济增长的产业之外。工业能力既是国民收入的来源，也是议价能力的来源。
美国依然拥有自身的强大优势：美元的国际地位、深厚的金融市场、顶尖的研究机构、广泛的同盟体系以及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都赋予美国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资产不会随着中国能力的持续增长而自行消失。因此，双边关系更应被理解为优势分布不均衡的格局，而非一国在所有实力指标上取代另一国的简单逆转。
在我看来，这种力量对比为战略稳定创造了空间。美国阻止中国发展的能力有限，而中国则有充分理由避免一场会危及其自身经济成果的对抗。中国的发展目标未必需要以削弱美国的每一项优势为前提。两国政府都可以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承认：试图让对方全面失败，将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美国的国内政治使这一盘算变得复杂。分析人士有时把国会的鹰派立场、竞选言论和行政部门的政策，视为一套单一而连贯的战略的表达。但在实践中，党派极化、国会与总统之间的争执、联邦与州优先事项之间的紧张，都会把政策拉向不同方向。即便对中国的根本担忧持续存在，选举也可能改变外交政策的工具。
这一区别至关重要。美国对中国的疑虑有相当的连续性，但对“对手”的共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如何与之竞争”的共识。关税、产业补贴、出口管制、同盟承诺和外交接触，会对不同群体施加不同的代价。一套在政治话语层面看似统一的战略，当官员们不得不分配资源、或将其延续数届政府时，可能会变得远不那么协调。
国内压力进一步制约着美国的选择。社会分裂、部分社区制造业的衰落以及不平等，占据了政治注意力和公共资源。对华强硬可以是一句有效的竞选口号，却解决不了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那些假定政治话语能顺利转化为持久大战略的分析人士，恐怕高估了美国实力的一致性，也低估了动员这种实力的难度。
双边摩擦的性质同样值得更细致的评估。贸易、技术和外交方面的争端，很可能仍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特征。但经济分歧本身，并不能把这一关系与所有其他关系区别开来。美国经常与其安全与繁荣同自身紧密相连的伙伴发生冲突，有时甚至使用令人吃惊的敌对性公开言辞。
美国与欧洲各国政府曾在数字税、补贴、钢铝关税和市场准入问题上争论不休。加拿大与美国曾多次就软木木材和边境政策发生争端。日本也曾因农产品准入和驻日美军费用问题承受美国的压力。这些争吵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却仍被限定在双方都希望维系的一段更广泛关系之内。
这种类比也有明显局限。盟友之间的分歧，与核武竞争对手之间的争端，其战略含义并不相同。然而，它们的存在应当提醒我们，不要把每一次与中国的商业对抗都当作战争临近的证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管理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它们是否有可信的机制，防止某一领域的争端压垮另一领域的合作。
在我参加过的对话中，我看到了对这一思路的广泛支持。学者和商界领袖都认识到，国内政治的喧嚣并不能抹去危机管理的必要性。正因为竞争在加剧，外交、经济和军事沟通才格外重要。这些渠道无法保证克制，但维持它们，能让各国政府在误解演变为对抗之前，有办法澄清意图。
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也能起到类似作用。除礼仪性功能之外，它们让各国政府得以检验假设、传达底线、确立预期。核威慑提供了格外有力的谨慎理由，经济相互依存提高了关系破裂的代价，而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共同问题则创造了合作的理由。这些约束并不完美，但它们影响着两国的算计。
与此同时，中国影响双边议程的能力已有所增强。中国政府不再局限于对美国举措作出回应，而能借助工业能力、外交关系和市场准入来推进自身优先事项。这并不会让中国掌控美国的选择，但它确实使这段关系更难用“美国行动、中国只是反应”的模式来理解。
尽管双方都在努力减少对对方的依赖，这一影响力的经济基础依然雄厚。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货物贸易额约为4146亿美元。如此规模的贸易持续存在，说明两国仍然利害攸关。对先进芯片的限制可以重塑某些特定产业，但要切断供应商、客户和生产关系的整个网络，则是一项大得多的工程。
中国公开表述的方针，也对不同类型的分歧加以区分。中国政府坚持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的表述，同时将主权主张视为红线，接受产业和技术领域的竞争，并就全球性问题提出合作。把争议问题与实际合作领域区分开来的方针，为管理竞争提供了基础，而不必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
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实践增添了另一重考量。金砖国家的扩员、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参与，以及中国与整个全球南方的关系，都为中国提供了中美双边关系之外的机遇。许多政府既想进入中国市场，也想进入美国市场，并抵制永久选边站队的压力。它们的偏好无法迫使两个大国合作，却提高了把世界分割成僵硬阵营的外交成本。
当然，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自满的理由。美国对旨在遏制中国的政策的支持，短期内不太可能消失。技术管制、投资审查和学术交流限制，即便尚未达到军事对抗的程度，也可能加深互不信任。地区热点仍有能力扰乱外交。政治领导人即便明白战争的代价，也仍可能误判对手的意图、国内压力或退让的意愿。
因此，摆脱陷阱需要持续的努力。竞争会继续，但各国政府需要能让竞争保持在和平界限内的规则和习惯。可靠的沟通、对红线的更清晰界定，以及在分歧时期仍愿意维护合作的意愿，将比善意声明更为重要。目标应当是降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而不是佯称任何一方能仅凭宣告就消除这种可能性。
古希腊的经验仍有启发意义，但它无法决定现代国家的选择。核武器、全球供应链和广泛的跨国机构，造成了雅典与斯巴达未曾面对过的约束。历史类比可以揭示危险，但当它取代了对当下条件的审视时，其作用就会减弱。在早期权力转移中发现的某种模式，是保持警惕的理由，而不是对未来的判决。
约翰·米尔斯海默与塞巴斯蒂安·罗萨托2023年合著的《国家如何思考：外交政策的理性》一书，提供了另一个有用的区分。他们认为，理性的国家决策建立在可信的理论和审慎商议之上。在他们看来，理性并不保证成功，也不应与和平意图混为一谈。但它确实表明，国家领导人的考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共存的前景，最终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如何运用摆在它们面前的选择。中国将继续捍卫其发展利益，美国将继续维护其影响力。如果双方都能认清限度、管理分歧、保全合作领域，那么一次权力转移未必会演变成战争。这一可能性，理应像那些可能使其落空的危险一样，受到同样严肃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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