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6日，板门店的谈判帐篷里，一份文件摆在桌上，等双方敲定最后的程序。
这是《朝鲜停战协定》的最终文本，五条六十三款，连同临时补充协议，全部条款已经谈完。两年多来，从军事分界线怎么划，到战俘怎么遣返，双方逐字逐句地争，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终于谈到了最后一页。
但签字这件事本身，还没有定下来。
按照惯例，交战双方的最高司令官要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字，然后交换文本，停战才能生效。朝鲜人民军这边是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这边是彭德怀，“联合国军”那边是克拉克。三个人不在一个地方，金日成在平壤，彭德怀在开城，克拉克在汶山，怎么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字，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朝中方面的谈判代表团由李克农领导。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也是整个谈判的实际指挥者，从1951年7月开城谈判的第一天起，他就坐镇在会场旁边的小房子里，前方代表遇到问题，联络官跑出来向他汇报，他写下几个字递回去。两年多来，从“坐下去”三个字，到各种具体的谈判策略，都是他在幕后定夺。
签字安排的事，摆到了他面前。
战俘问题，拖了将近两年
签字安排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前面有一场拖了将近两年的战俘之争。
1951年12月，停战谈判进入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朝中方面提出的是全部遣返，按照1949年《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条文，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的战俘应当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中朝手里有“联合国军”战俘，美方手里也有大量朝中战俘，按理说，各回各家就是了。
美方提出了另一个原则，叫做“自愿遣返”。意思是，战俘自己选择去哪儿，愿意回大陆的回大陆，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愿意留在南朝鲜的留南朝鲜。这个原则一旦提出来，谈判就彻底僵住了。
从1951年12月到1952年11月，将近一年时间，双方在战俘问题上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1952年7月，美方提出了一个数字，总共遣返八万三千人，其中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百分之八十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百分之三十二。这个方案摆出来，朝中方面当然不接受。
谈判停了，仗又打起来了。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双方在不到四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反复争夺了四十多天。1953年5月到7月，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金城战役中一举突破南朝鲜军四个师的防线，歼敌五万余人，战线向南推进了十几公里。
战场上打出来的结果，最终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1953年6月8日，双方就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方案是折中方案，不愿意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由印度部队负责管理，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派人去解释，战俘听完解释之后，自己决定回哪里。
这个方案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但也留下了一个小尾巴。按照协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要设总部在非军事区内板门店附近，印度提供武装力量，其他四国各派代表。解释工作有九十天的期限，期限一过，还没做决定的战俘，就恢复平民身份。
战俘的事总算有了说法，签字的事才排上了日程。
签字安排的分歧
按最初的想法，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三个人，都在板门店签。但克拉克不同意。他给出的理由是，他不愿意到朝中方面控制区去签字。板门店在开城附近，开城在朝中方面控制之下，让“联合国军”总司令跑到对方地盘上去签字，这个面子他拉不下来。
后来方案改了，双方首席代表先在板门店签字，然后文本分别送到三个司令官手里，各自在各自的地盘上签。
但即便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南日大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邓华和解方，邓华是第一副司令员，解方是参谋长。南日代表的是朝鲜人民军，彭德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金日成代表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朝中方面是两方，不是一方。同一份文件上，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名字怎么写，位置怎么排，谁先谁后，这些都是问题。
而美方那边，克拉克代表的是“联合国军”，但南朝鲜军并不完全听他的。李承晚从一开始就反对停战，南朝鲜方面根本就没有在协定上签字。签字桌上少了一个重要的一方，这件事本身就很敏感。
李克农考虑的问题，比这更细。
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双方首席代表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各签各的九本。签完之后交换文本，然后分送各方司令官。朝中方面的文本，要送到平壤给金日成，送到开城给彭德怀。“联合国军”方面的文本，要送到汶山给克拉克。
问题出在同一个文件上出现了三个司令官的名字。
如果三个人签在同一份文件上，那就意味着，这份文件同时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权力主体。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联合国军”总司令，三方并列，不分主次。
但朝中方面内部，朝鲜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志愿军是应朝鲜政府请求入朝作战的，指挥关系上归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统一指挥。如果把彭德怀和金日成放在同一份文件上并列签字，那志愿军的地位怎么算？是朝鲜的附属，还是独立的一方？
这个问题，李克农想得很清楚。
分开签，各签各的
李克农提出的方案是：分开签。
朝中方面准备两份文本，一份给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一份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两份文本内容完全一样，但分别由两个人签字，不放在同一份文件上。“联合国军”方面的文本由克拉克单独签字。
这样做的用意很明确。金日成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彭德怀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两个签字人代表两个不同的主体，各自签字，各自负责，互不隶属，也互不替代。
这个方案提出来之后，美方接受了。因为对美方来说，克拉克本来就是单独签字的，朝中方面怎么签，他们不关心。
但朝中方面内部，需要协调。金日成在平壤，彭德怀在开城，李克农在北京和板门店之间来回发电报，把签字的具体安排一项一项地敲定。
南日大将在板门店先签，签的是双方首席代表的那一轮。他签完之后，文本送回平壤给金日成。彭德怀的签字安排在第二天，7月28日，在开城松岳堂。克拉克的签字安排在7月27日下午，在汶山的帐篷里。
三个人签的文本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但停战协定从朝鲜时间7月27日晚上十点起生效，这个时间点是统一的，不管谁在什么时候签的字，协定的效力从那一刻开始。
签字那天
1953年7月27日上午十点，板门店。
签字大厅是专门新建的，带有朝鲜民族风格的飞檐斗拱，面积大约二百二十坪，比一间学校礼堂稍大一些。大厅里摆着两张长桌，朝中方面和“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各坐一边。
南日大将和哈里逊中将走进大厅，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坐下。桌面上摆着九本用朝文、英文、中文三种文字写成的协定文本，每本都用蓝色封皮装着。助签人员站在一旁，把笔递到签字人手里。
南日签了九本，哈里逊签了九本。签完之后，双方助签人员同时交换文本。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签字结束之后，南日和哈里逊没有握手，没有交谈，各自起身离开。大厅外面的记者们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画面。
文本签好之后，分头送往各处。南日签的那份，送到平壤给金日成。另一份送到开城给彭德怀。“联合国军”方面的那份，送到汶山给克拉克。
当天晚上十点，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了字。同一天下午一点，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了字。7月28日上午九点三十，彭德怀在开城松岳堂签了字。
彭德怀走进松岳堂的时候，志愿军高级军官一百多人在场。他坐下来，在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签了名。签完之后，他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朝鲜战争证明了一个觉醒了的民族不可战胜。后来他在自述里写道，签字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先例既然开了，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
克拉克签完字之后说，自己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停战之后
7月27日晚上十点，停战协定生效。
在开城前线，铁道兵二师的战士们还在抢修被炸毁的铁路。炮声停了，朝鲜老百姓从家里跑出来，抱住志愿军战士，嘴里说着“乔他”，意思是“好啊”。
从1950年6月25日到1953年7月27日，三年零一个月。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军一百零九万余人，志愿军自身作战减员三十六万六千人。美国开支战费四百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七千三百多万吨。
战俘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按照协定，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给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印度部队看管。志愿军被俘两万两千多人，经过解释之后，回到大陆的只有七千多人，另外一万四千多人去了台湾。
签字的那张桌子，后来被韩国指定为登记文化遗产。板门店的签字大厅，如今成了旅游景点，游客们坐在当年签字人坐过的椅子上拍照。
李克农没有去板门店的签字现场。他一直在幕后，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两年零九天，谈判桌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方案、每一次僵持和每一次让步，他都参与其中。签字那天，他不在大厅里，但他定下的那一条，金日成签一份，彭德怀签一份，分开签，不在一张纸上，这条规矩，成了停战协定签字程序中一个不太起眼、但很关键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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