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不能停！2》
假期转瞬即逝，在工位陷入了哲学思考：自由它真的存在过吗？
在通常的理解里，自由就是限制的减少，没有人管我，想去哪里去哪里，想做什么做什么。可是限制消失以后，答案也不会自动出现。就像人人都有辞职的自由，可辞职不会解决生活何以为继的问题。
生活在今天，我们要追问的不是“人有没有自由”，而是被抛入这个未知的世界，面对不由我们选择的家庭、身体、身份和时代，究竟还能对自己负责到什么程度？
一面拥有无限自由，一面感到身不由己。这两者背后，我们究竟是在陈述真实的处境，还是把自己本可以做的选择伪装成必然？这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一生都在探索的命题。
来源｜看理想音频节目《存在主义15讲》
讲述｜黄竞欧
01.
萨特的存在主义，从一杯鸡尾酒开始
1932年至1933年之交，萨特、波伏娃和他们的老朋友雷蒙·阿隆坐在蒙帕纳斯大道的一家酒吧里。当时酒吧的桌上放着鸡尾酒。阿隆指着杯子告诉萨特，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就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这就是哲学。
这句话让萨特非常激动，在他接受的哲学训练里，哲学常常意味着从抽象概念出发，先讨论认识、实体、精神、世界，再想办法把眼前的事物装进这些概念。
阿隆却告诉他，哲学可以反过来。它可以从杯子本身开始，从它的颜色、气味、里面装的冰块，从一个人怎样伸手拿起它，以及这杯酒此刻怎样出现在意识之中开始。
人的意识从来不是关在脑子里的一只盒子，意识总是朝向某个外在的东西——我在看窗外，在等待朋友，在厌恶一种气味，在想象一个还没发生的明天。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现象学把萨特从书房带回了街道。此后，他的哲学里出现了大量巴黎日常生活：咖啡馆里的侍者、约好却没有出现的朋友、公园里的陌生人、旅馆的楼梯、门后的脚步声、一个女人把手留在另一个人的掌心、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正被别人看着。
这些例子不是为了给艰深的理论配几幅通俗的插图，它们就是哲学发生的现场。
1933年，萨特去了柏林，专门学习胡塞尔的现象学。
那时的德国已经处在巨大的政治变化中，希特勒在这一年出任总理，街头的空气远不是纯粹的哲学空气。但萨特当时对政治并不敏感，他主要关心的，仍然是怎样从现象学出发重新理解意识、想象和自我。
这件事后来使他的传记带上一点刺眼的反差，一个正在寻找自由哲学的年轻人，身边的历史已经迅速收紧，可他暂时没有真正看见。
《咖啡公社》
1938年，萨特出版小说《恶心》。与其把它简单说成柏林学习的成果，不如说，萨特在这里把现象学的方法转化成了一种文学经验。不先用概念替世界整理意义，而是让事物以它陌生、偶然、甚至令人不适的样子出现。
小说的主人公安托万·洛根丁住在一座名叫布维尔的虚构城市里。他研究历史人物，去咖啡馆，在街上散步，他的生活很普通，看起来没有特别大的灾难。可他逐渐感到，熟悉的事物失去了理所当然的意义。
这本书最著名的一幕发生在公园里。洛根丁看着一棵栗树的根，那个黑色的、粗糙的、纠缠在一起的东西直接压到他面前。他感到恶心。
这种恶心不是因为树根不卫生，而是因为世界忽然不再为自己提供理由。事物存在，却没有附带一张说明书，告诉我们它们为什么必须如此。
世界不是为了配合人的概念才存在，树根不是为了洛根丁而长，人也不是为了完成某个预设的目的才出生。
萨特后来会把这称为“存在的偶然性”。“偶然”在这里不是说一切都可以随便，而是说，没有一种必然的本质在背后做出保证，没有人保证，我本来就应该成为现在这样的人。
我们总希望从自己身上发现一个稳定的答案，好像只要足够了解自己的性格、天赋和欲望，就能知道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萨特却告诉我们，认识自己并不能完成自己，你必须得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后来“存在先于本质”命题的一种文学预演。一个裁纸刀在被制造以前，设计者已经知道它的用途；可是人不是一件按照图纸生产出来的工具，我们先莫名其妙地被抛到世界上，然后才通过行动，逐渐成为某种人。
这句话听起来很有解放性。没有人天生注定平庸，也没有一次失败足以定义全部人生，可它也拿走了一种可以让我们聊以自慰的理由，因为如果人生没有剧本，我就不能一直等待“真正的自己”从心里走出来替我作决定。
自由的一面是可能，另一面是没有借口。
只是，写《恶心》时的萨特仍然主要从个人经验出发去理解这种自由。他在咖啡馆里研究意识，在小说里让一个人独自面对偶然性。不久，一场战争会把“处境”从哲学问题变成所有人的日常现实。那些安稳的咖啡馆里的白纸，很快会被防空警报、征召令和德军的靴子盖住。
《恶心》
02.
处境中的自由：二战怎样影响了萨特？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被征召入伍，成为一名气象兵，他的日常工作相当单调：观察天气、记录数据，在漫长的等待中写日记、读书，也给波伏娃写信。
对于当时许多法国人来说，这段时期后来被称作“奇怪的战争”。因为战争已经宣布开始，但真正的大规模交战却迟迟没有发生。人们知道灾难正在靠近，又无法判断它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
这很像一种被历史放大的焦虑，平常我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工作、关系和未来，此刻，一个国家的命运悬在那里，而个人仍然要吃饭、睡觉、聊天，仿佛生活可以在灾难的等待室里继续保持正常。
1940年，德军迅速击溃法国。萨特成为战俘，被关进德国特里尔附近的战俘营。战俘营当然是自由受限的地方。人的行动范围、作息和物资都由别人规定。可萨特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却说自己在那里第一次强烈感到一种共同体的经验。
过去，他是一个非常强调个人意识的人，现在他和许多人挤在同一个空间里，几乎没有隐私，他的个人生活被迫向别人敞开。
他在战俘营中继续阅读，特别是读海德格尔。他也写作，讲课，为圣诞节创作并排演了一部戏。当然，没有必要把这些活动浪漫化，能读书写作，不能取消被俘的事实。在压迫中保持精神活动，也不等于压迫因此变得有益。
真正改变萨特的，是个人主义第一次遇到无法绕开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发现，人不是一个先在内心完成自己、再偶尔与别人发生关系的意识。在这样的环境里，食物是否够分，消息是否可信，谁生病了，谁获得释放，所有人的生活都纠缠在一起。个人选择还在，却不再像战前那样可以仅由自己来决定。
1941年春天，萨特以健康理由获释，离开德国战俘营。这不是一次传奇式的越狱，而是一次以眼疾等身体状况为依据的遣返。战俘营里的共同生活消失了，巴黎的自由却没有立刻给他回家的感觉。
因为这座城市虽然熟悉，却已经被占领，街道还叫原来的名字，但决定街道秩序的人换成了德国控制的维希政权。日常生活被审查、配给和失踪的恐惧重新安排。
萨特回到中学教书，也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叫作“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抗战小组。这个小组规模不大，影响有限，也没有坚持很久。和真正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情报、营救、武装行动的人相比，他的抵抗行动相当有限。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段经历才更接近普通人的处境。大多数人面对历史时，都不是站在一场电影的高潮里的主角。更多时候，行动看起来琐碎，效果也不确定。如果行动不能保证成功，它还算行动吗？萨特的回答是：算。
《钢琴家》
自由不等于我能实现所有愿望。一个囚犯当然没有看守那么多的行动空间，一个被占领国家的普通人也不能假装自己和占领者拥有同样的力量，处境会真实地限制可能，而且对不同人的限制极不平等，可限制并不能替一个人完成全部回应。
就算行动的结果不完全由我掌握，但与什么为伍，仍然需要我来决定。这就是萨特对自由的理解：自由不是口号，而是遇到困难时，也要在行动中去争取的东西。
1944年，巴黎解放后不久，萨特写下了一句最容易被误解的话：“我们从未像在德国占领下那样自由”。
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战争使人获得自由，它当然无比荒谬，占领带来的是逮捕、审查、饥饿、驱逐和死亡，不是什么自由训练营。萨特的意思更接近于：限制可以解释我的处境，却不能自动替我完成下一步。
现在比较流行“赛博确诊”，借助一些心理类的标签来让自己的情绪、关系和行为合理化，比如原生家庭、讨好型人格、ADHD、复杂性创伤等等。
一方面，借助这样一些诊断，我们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了解自己，可是另一方面，却也很容易变成“既然如此，以后我也只能这样了”，会让我们产生某种自我受害的叙事。
我们很容易因为这样的诊断，就把某种创伤、某种人格、某种家庭结构认定是自己的本质，从而否认了一个属于未来的，开放的、尚待选择的“我”。如果站在萨特的视角上，这也是一种对自由的逃避。
说回萨特，战争使他越来越难以只用孤立的个人来讲自由，也使“处境中的自由”变得更加突出。
战前，咖啡馆里的鸡尾酒告诉他，日常生活可以成为哲学；战争期间，同一张桌子旁边最醒目的，可能是朋友连续几天没有坐回来的空位。这个人也许被捕、逃亡，甚至已经死去。
巴黎因此不只是他的写作地点，也成了一整座关于自由、恐惧和选择的哲学实验室。
1943年，《存在与虚无》在被占领的巴黎出版，一本厚重的哲学著作，在战争中并没有立刻引起轰动。很多人更关心配给、失踪和明天的局势，很难有心情讨论“自为的存在”。
03.
“存在先于本质”
巴黎解放以后，情况迅速改变。
1945年10月，萨特在巴黎中央大厅的“现在俱乐部”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讲。到场的人远超预期，入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椅子损坏，有人甚至在拥挤和闷热中晕倒。存在主义从大学和咖啡馆里的讨论，变成了战后巴黎的一场文化事件。
那场演讲后来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一书名出版。萨特在其中用一句简洁的话概括自己的立场：“存在先于本质”。
《狂人皮埃罗》
萨特用人和物来做对比：人制造一件工具时，通常先知道它是什么、做什么，再按照概念把它生产出来，它的本质先于它的存在，这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如果世界由一位上帝按照某种“人的概念”创造，那么人也可能像工具一样，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一个规定好的目的。
不过，无神论存在主义取消了这位设计者。人先存在，先在世界上碰见自己，然后才通过行动定义自己，这是一种“自为的存在”。
这句话在1945年的法国具有很大的力量。战争结束以后，整个国家都在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占领时期，我做了什么？有人抵抗，有人合作，更多人在服从、等待、保护家人和偶尔产生的勇气之间度过。
法国也要重新叙述自己：它究竟是一个抵抗的国家，还是一个曾经倾向合作和妥协的国家？
“存在先于本质”告诉人们，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当然不能删除，但一个人、一个社会也不会被过去彻底封死。身份不是保证，自称爱国不能代替行动，曾经失败也不能替未来判刑。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
这句话听起来很鼓舞人心，但萨特却马上把它推向责任，既然没有一套预先写好的价值替我选择，那么我作出选择时，不只是在塑造一个私人爱好，也是在表达一个人可以这样生活。
他把这称为焦虑。焦虑不是因为选项太多，而是因为选择没有一位最高裁判提前签字。我不能先证明自己绝对正确，再开始行动；我必须在不确定中承担一种关于人的判断。没有上帝替人担保以后，自由没有变轻，反而更重。
有一种很当代的疲惫是，不是不知道应该行动，而是觉得所有方向都已经被某种确定的结构堵住了。工作难找，城市消费高，关系不稳定，宏大的历史目标又消失了。
相比战后的法国，我们的生活看上去没有那么极端，反而更容易在漫长的消耗里失去焦点。萨特的语言在这里会显得刺耳，却也仍有价值，他让我们不要把“很难”改写成“绝无可能”，“很难”和“绝无可能”是两回事。
这种要求不能平均地分给所有人。萨特能写作、发言、拒绝领奖，和他的教育、性别、社会位置与公共声望分不开。
责任不能脱离一个人实际拥有的资源。对有退路的人，自由可能意味着承担风险；对没有退路的人，自由有时只意味着保留判断，不把压迫说成理所当然。如果把这两种处境混成一句“你要勇敢”，存在主义就会退化成成功学。
萨特说“人无非是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每个人都拥有大致相同的材料和空间，只要足够勇敢，就能成为任何人。贫穷、性别、身体、种族和制度，似乎都只是意志面前的障碍，可自由从来就不会平均分配。
同样是“换一份工作”，有人损失的是一段履历，有人失去的是全家的收入；同样是公开发言，有人承担几句批评，有人可能失去自由甚至生命。
《峡湾》
萨特早期的语言擅长揭露借口，却有时低估了处境怎样进入人的身体和习惯。
战后的萨特没有只靠演讲传播思想，他和波伏娃、梅洛－庞蒂等人创办《现代》杂志，把“写作者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里”变成一项持续的公共实践。在萨特看来，选择题目是一种行动，拒绝谈论同样会产生后果；这就是他所说的“介入”。
《现代》使萨特从一位写书的人，变成战后法国公共生活中最醒目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哲学、小说、戏剧和评论广泛流传，他对战争、殖民和政治事件的判断也不断成为新闻。咖啡馆、剧院、杂志办公室和街头，共同塑造了“萨特”这个名字。
名望也带来了代价。
1952年前后，《现代》围绕加缪《反抗者》展开论战，萨特与加缪最终决裂；后来，他又因杂志的政治方向与梅洛－庞蒂分道扬镳。萨特拒绝旁观，却也容易把迟疑理解成退缩，介入能迫使人承担立场，却不能保证立场正确。
04.
当反抗者成为权威：五月风暴中的萨特
1968年的法国，表面上并不像一个即将爆发危机的国家，战后经济增长，消费社会扩张，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可大学仍保留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陈旧的管理，宿舍、课程甚至男女学生的交往都受到管束。
与此同时，越南战争、反殖民运动、美国民权运动和遍及欧美的青年文化，让一代人开始怀疑为什么一边说现代社会越来越自由，一边又要求年轻人沿着学校、就业、家庭这条规定好的道路生活？
导火索首先出现在巴黎郊外的楠泰尔大学，学生围绕校规、宿舍管理和反战政治不断抗议，学校一度关闭。冲突随后转向巴黎市中心的索邦大学，原本局限在学校内部的不满，很快变成对国家权威的公开挑战。
5月初，冲突进入巴黎市中心。索邦大学被关闭，警察进入校园，学生和警察在拉丁区对峙，街垒、石块、催泪瓦斯和被掀起的铺路石，让巴黎街道突然恢复了革命城市的样子。
随后，罢工扩展到工厂和公共部门。数百万工人停工，学生运动变成了一场波及整个法国的社会危机。
今天回看“五月风暴”，很容易只看到海报、口号和浪漫的照片，好像整个巴黎都在墙上写诗。可身处其中的人并不知道结局，有人相信革命正在到来，有人担心国家陷入混乱，也有人只是发现，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秩序忽然可以反抗。
萨特明确地站在了学生一边，他接受学生领袖的访谈，进入被占领的索邦大学和学生讨论，也利用自己的名声为运动辩护。
他在年轻人的行动中看见了自己的哲学最熟悉的结构：制度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只是学生，应该完成学业、等待资格、以后再参与社会；学生却拒绝把“学生”当成一个只能服从的本质，他们通过行动，重新解释这个身份。
另一方面，萨特多少带着对革命行动的浪漫想象。他长期不满已经稳定下来的左翼组织，政党、工会和大学都声称代表人民，却又要求具体的人按照既定程序说话。五月风暴没有完整方案，甚至充满夸张和混乱，恰恰是这种未经批准的集体创造力吸引了他。
这些革命的年轻人没有等待哲学家发许可证，就已经把“不可能”做成了街上的事实，这一点很萨特，也很危险，因为行动的魅力有时会让人低估行动之后谁来收拾残局。
《五月之后》
这和萨特的老朋友雷蒙·阿隆形成鲜明对照。阿隆对学生运动保持警惕，他看到了群体激情、语言夸张和革命浪漫主义中可能出现的危险，也认为大学秩序不能靠街头热情重新建立。
萨特则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总要等运动变得理性、完整、没有风险以后才支持，那么他们能支持的，就永远只会是已经成功的历史。
萨特的选择并不证明他提前知道五月风暴的意义。事实上，运动内部也有不同的诉求，学生与工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团结，革命想象最终没有按照最激动人心的方式实现。支持一场运动和准确理解一场运动，是两件不同的事。
我们要注意的是萨特在其中的位置。学生反对教授、反对领袖、反对文化名人们所代表的传统权威，可萨特已经是一个不需要介绍的文化名人。他走进索邦时，既是支持者，也是旧世界最著名的来客。一个已经成为纪念碑的人，怎样参加一场反对纪念碑的运动？
他能做的，不是再次替年轻人宣布真理，而是允许他们不把自己当导师。除此之外，把媒体一定会递给“萨特”的麦克风，尽量转向年轻人。
从这个角度看，五月风暴是对萨特自由观的一次反向检验。
早年的萨特常从一个人的意识出发：我否定现状，我选择计划，我承担行动。
五月风暴却展示出另一种情况，新的可能有时不是某个孤独的个人先想清楚再执行，而是在许多人占领空间、争论、罢工、彼此感染的过程中出现。行动改变的不只是个人，也包括什么事情被认为是“可以想象的”。
在运动开始以前，一所大学当然“可以”被占领，但这个“可以”只是一种抽象能力，因为没有人“占领”过。当学生真的占领校园，旧制度便不再显得天经地义。运动之后，法国推动大学改革，扩大大学自治和师生参与，原来的巴黎大学后来也被拆分重组为多所大学。
五月风暴没有实现所有口号，却实际改变了教育制度、劳资关系和社会对权威的想象。
萨特后期的思想越来越努力处理这种集体和历史的维度。他不再满足于说每个人都是自由意识，而是要追问，人怎样被物质匮乏、制度、群体关系和已经形成的历史塑造；一群彼此分散的人，又怎样在某个时刻形成共同实践。
尾声.
萨特会告诉今天的年轻人什么？
《伯德小姐》
我们在生活中，都熟悉一种更温和的自欺。把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连成一条必然道路，然后宣布，自己只是不由自主地被带到了这里。
很多人认为，大学专业决定职业，职业决定生活的城市，城市决定关系，年龄决定接下来的生活。每一步单独看都有理由，最后却出现一个奇怪的结果：我的人生处处有我的签字，却没有一步被我承认是自己的选择。
萨特会让我们把这些理由重新拆开：哪些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哪些是改变成本太高，所以我决定暂时接受？哪些是我其实不愿承担选择的后果，于是提前宣布没有办法？这三者不是一回事。
承认自由，不是逼自己随时做出巨大改变，它有时只是把一句话说得更诚实。
不是“我只能留在这里”，而是“在目前的责任、风险和欲望条件下，我选择留下”。两个句子描述的外在行动完全相同都是“留下”，但后一个却把我重新放回了自己的生活，它也允许下一次选择发生。
比如，要不要换一座城市生活。萨特不会先问“哪座城市才配得上真正的我”，也不会轻飘飘地说“想走就走”。
他会要求我把事实列出来：收入、房租、父母、伴侣、职业机会，以及我对失败的恐惧。然后把“我根本走不了”改写成更准确的话：“在这些责任和风险之下，我目前选择留下。”外在结果可能没有改变，但这句话保留了下一次重新计算的权利。
这是萨特式的锋利，不要把“承认自己参与了选择”误解成责怪自己，它不是为了给痛苦追加罪名，而是为了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把一点点决定权重新拿回来。
萨特的一生没有证明他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他只是始终提醒我们，即使历史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我此刻站立的位置，仍然与我有关。这就是自由最沉重、也最诚实的部分。
当年轻人问萨特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时，他永远会告诉你，“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然后通过自己的选择定义自己，没有人本来应该怎样，也没有一条固定的轨道，更没有“到了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情”。
他不会用他自认为成功的人生去指导年轻人，因为他相信，轨道根本不存在，每个人都只可能在行动中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走向一直存在的旷野。我想，这也是存在主义教会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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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年会不能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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