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儿子考了六百九十八分,全县第一。
录取通知书寄到那天,我趁他不在家,偷偷把它塞进了灶台下的面粉袋。
巷子里的邻居围在门口放鞭炮,我却对所有人说:”没收到。"
直到隔壁的老韩把我堵在灶台前,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夜晚,我整个人僵在原地……
我叫林秀兰,四十三岁,在槐树巷口摆了十六年早点摊。
豆浆、油条、茶叶蛋、糖糕,一口大油锅,两张折叠桌,一块被油烟熏黄的塑料棚布。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和面,六点出摊,一直忙到上午十点。一天下来,净赚一百来块钱。
这一百来块钱,养大了我的儿子陈远。
陈远今年十八岁,个子蹿到一米八,瘦,话不多,眉眼像他爸。从小到大,我没怎么为他的学习操过心。他自己安安静静地读书,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班主任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秀兰,你这个儿子,将来不得了。"
我嘴上说"哪有那么夸张",背地里,在灶台前笑了一整夜。
高考成绩是六月二十五号晚上出来的。
那天我在摊子上收拾到九点多,正在刷锅,陈远从屋里冲出来,手机攥在手里,脸涨得通红:”妈!六百九十八!”
我手里的刷子"啪"地掉进了锅里。
"多少?"
"六百九十八。"他的声音在发抖,”全县第一。"
我愣在原地,油腻腻的围裙都没解,眼泪先下来了。我伸手想抱他,又怕手上的油弄脏他的白T恤,抬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陈远笑着一把抱住了我:”妈,我做到了。"
我这辈子没这么高兴过。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不到半个钟头,整条槐树巷都知道了。卖菜的周婶第一个冲过来,手里还拎着没卖完的半筐黄瓜,嗓门大得整条巷子都能听见:”秀兰!你家远远考了全县第一!我就说嘛,这孩子打小就有出息!”
对门的修车师傅老赵放了一挂鞭炮,小卖部的刘姐从冰柜里掏出一箱冰棒,一个一个往小孩手里塞。
巷子口的老槐树下,挤满了人。
我站在人群中间,被他们七嘴八舌地祝贺着,笑得合不拢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一样。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难关,才刚刚开始。
七月中旬,志愿填报结束。
陈远报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志愿,录取专业是计算机。查到录取状态的那天,他在院子里转了三圈,抱着手机,不敢相信地对我说:”妈,我被录取了。"
我看着他,嘴上说"好,好",心里却一下一下地往下沉。
那晚,我偷偷打开床底下的铁皮饼干盒,把里面的钱倒出来,数了一遍又一遍。
一万二千三百块。
这就是我十六年来,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所有积蓄。
我拿笔在纸上算:学费五千,住宿费一千二,来回车票六百,被褥衣服两千,第一学期的生活费,北京的物价,一个月至少两千……加起来,光第一年,就要三万。
四年下来,十几万。
我一个卖早点的,一天赚一百块钱,拿什么供?
那天夜里,我趴在饭桌上,把纸上的数字算到天亮,手指都抖了。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喜事"也能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不是舍不得给他花钱。
我是怕,怕他到了那个大地方,处处不如别人。别的孩子穿名牌、用新手机、周末下馆子,他呢?他一个卖早点的妈妈养大的孩子,会不会被人看不起?会不会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更怕的,是另一件事。
我怕他走了,我就一个人了。
十八年了,我们娘俩相依为命。我习惯了半夜起来给他热牛奶,习惯了每天晚上听他在隔壁翻书的声音,习惯了他放学回家喊的那一声"妈"。
如果他去了北京,这个小小的两间屋子,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这个念头,我不敢对任何人说,连自己都不敢细想。
七月二十三号,上午十点半,我的摊子刚收完。
一个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在巷口停下,喊:”林秀兰!有你的快递,EMS!”
我擦着手跑过去。
邮递员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硬硬的,边角印着红色的字:”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抖了一下。
信封比我想象的沉。我低头看着那几个红字,忽然觉得,它不是一张纸,是一块烙铁,烫得我手心发疼。
"恭喜啊,秀兰姐。"邮递员笑着说,”你家孩子真有出息。"
我勉强笑了笑:”谢谢。"
"这个得让孩子亲自签收,"他挠挠头,”不过你是他妈,我就让你代签吧。"
我在单子上签了名。
等邮递员走远,我四下看了看,陈远今天去同学家玩了,不在巷子里。我攥着信封,脚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一步挪回屋里。
我拉开灶台底下的面粉袋,犹豫了很久,把信封塞了进去,又把袋口扎紧,用一袋煤球压在上面。
做完这一切,我靠着灶台,慢慢滑坐在地上,心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
我知道我在做一件荒唐的事。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
晚上,陈远回来,先在巷子里被周婶拦住问了半天,才进屋。
他把书包放下,第一句话就是:”妈,通知书到了吗?”
"还没呢。"我低头削土豆,眼睛不敢看他。
"同学说他们的都到了,我们学校昨天就有人收到了。"
"可能慢点。"我说,”北京那么远,你再等等。"
"哦。"他的声音有点失落,”那我明天去邮局问问。"
"别去了。"我下意识地说,”邮局早上我去过了,说还没到。"
我说完,手一抖,刀在手指上划了一道口子,血一下子涌出来。
陈远赶紧冲过来,拿纸巾按住我的手:”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看着他低头给我包扎的样子,眼睛一酸,差点说出实话。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像做贼一样,生活在煎熬里。
陈远每天都问通知书的事,我每天都搪塞。他渐渐起了疑心,去邮局问过两次,邮局的人说"这个季度的EMS都发完了"。他打电话给学校招办,对方说"通知书已经在七月二十二号全部寄出"。
这天傍晚,他站在灶台前,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屋里很安静,只有油锅里油条滋滋作响的声音。
"妈。"他忽然开口,”通知书是不是你收了?”
我一愣,手里的筷子差点掉进锅里。
"你说什么?"
"我问你,是不是你收了?"他的眼睛很亮,直直地看着我,”邮局说那天是你签收的。"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沉默了很久,我听见自己说出了一句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话:
"远远,妈跟你商量个事。"
"北京……咱们不去了。"
陈远愣住了,像是没听懂:”你说什么?”
"北京太远,也太贵。"我不敢看他,”妈打听过了,咱们省里的师范大学,学费全免,还有补贴。你去哪儿读,将来回来当老师,稳稳当当,离家又近。"
"妈!"陈远的声音一下子高了,”我考了六百九十八!我要读的是北大!”
"北大能当饭吃吗?"我也急了,声音不自觉地大起来,”你一去就是四年,每年三万块,你知道三万块是多少钱吗?是我两百多天不吃不喝才能挣的!”
"我可以打工!我可以申请助学金!"
"助学金?"我冷笑了一声,”你以为你上了北京,别人就不看家底吗?你一个卖早点的娘养大的孩子,去了那个地方,处处低人一头,你受得了吗?”
陈远像被人扇了一巴掌,脸一下子白了。
"妈,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很轻,”你觉得……你觉得我丢人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说错了话:”不是,妈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我张着嘴,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屋里一片死寂。
陈远低着头,站了很久,忽然转身,拉开门,冲进了夜色里。
"远远!"我追到门口,他已经跑远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双沾了油的筷子,风一吹,眼泪就掉了下来。
那天晚上,陈远一夜没回来。
我在巷口站了整整三个钟头,最后是周婶看不下去,把我拉进了她家的院子。
周婶,周桂花,五十出头,是我们巷子里的"消息灵通人士"。卖了二十年的菜,嗓门大,嘴碎,爱管闲事。谁家吵架她要凑过去劝,谁家孩子不听话她要帮着教,我以前最烦的,就是她。
"秀兰,出什么事了?"她拿了条毛巾给我擦脸,”远远呢?”
"跟我吵了一架,跑了。"我哽咽着,”桂花姐,你别管了。"
"我怎么能不管?"周婶瞪了我一眼,”你们娘俩是我看着长大的!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吸了吸鼻子,到底还是没忍住,把通知书的事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周婶听完,沉默了很久,忽然一拍大腿:”秀兰,你糊涂啊!”
"我糊涂?"我一下子火了,”我哪里糊涂?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供他读书,我没钱,你让我拿什么供?”
"你一个人?"周婶的脸色变了。
"对,我一个人!"我的情绪一下子涌上来,声音越来越尖,”这十八年,我什么都是一个人扛过来的!他爸死得早,我拉着孩子,摆摊,熬夜,受人白眼,哪个人帮过我?哪个人真的伸过手?你们谁没在背后嚼过我的舌头?”
周婶愣住了,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桂花姐,你们的好心,我领了。"我抹了把眼泪,”可有些事,你们不懂。我不想让我儿子再走我的老路。"
我说完,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到门口,我听见身后,周婶低低地叹了一口气。
那声叹息很轻,却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耳朵里。
第二天一早,陈远回来了,眼睛红肿,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一夜没出来。我给他端饭,他不吃,放在门口的碗,第二天原封不动地凉透了。
我站在他的门外,几次想敲门,又缩回了手。
第三天傍晚,我正在摊子上收拾,隔壁的老韩来了。
韩守仁,今年七十一岁,是槐树巷里年纪最大的一户,退休前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教了四十年书。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全白了,走路有点驼,说话慢条斯理的,从来不跟人红脸。
这些年,他对陈远很好。小时候给他讲故事,上学后帮他补语文,逢年过节,总要塞给他一个红包,说是"压岁钱"。我曾经多次推辞,有一回还当着他的面,把红包扔了回去:”韩老师,我们家不缺这个钱,您别总给孩子这些。"
老韩当时愣了一下,只是笑笑:”秀兰,别多心。"
此刻,他站在我的摊子前,手里拄着一根旧拐杖,脸色很平静。
"秀兰,收摊了?"
"嗯。"我低头擦桌子,没怎么搭理他。
"我有话想跟你说。"
"韩老师,您有什么事,改天吧。我今天……"
"就今天。"他的声音忽然沉了下来,”去你屋里说。"
我愣了一下,抬起头。
老韩看着我,眼神里是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严肃。
我心里一紧,没再推辞,领着他进了屋。
屋里的灯光很暗,灶台上还摆着没洗的锅。老韩没有坐,径直走到灶台边,低头看着地上那只压着煤球的面粉袋。
"通知书,是不是在这里面?"
我整个人僵住了:”您……您怎么知道?”
"远远去找过我。"老韩缓缓地说,”他说他妈把通知书藏起来了,不让他去北京。他问我,是不是他哪里做错了。"
我的喉咙发紧。
"我跟他说,不是你的错。"老韩抬起头,看着我,”我说,你妈有她的苦衷。"
"韩老师,"我的声音发颤,”我是为他好……”
"秀兰。"他打断我,”你为他好,我知道。可是你知不知道,你把这张纸藏起来,辜负的,不只是你儿子。"
"您什么意思?"
老韩没有回答。他转过身,从随身的布包里,慢慢地、一样一样地拿出东西。
先是一只生了锈的铁盒,巴掌大小,盒盖上还挂着一把小锁。
然后是一本厚厚的、已经泛黄的笔记本。
最后,是一张折了又折、用透明胶带粘过很多次的纸。
他把那张纸放在灶台上,轻轻地推到我面前。
"秀兰,"他说,”你先看看这个。再告诉我,十八年前的那个晚上,你还记不记得。"
我低头看那张纸。
纸已经发脆了,边角全是裂口,被人用胶带细细密密地粘了十几处。
最上面是一行黑体字:《收养协议书》。
我的呼吸一下子停住了。
下面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还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手印的旁边,是我的签名。
那是十八年前,我亲手签下的名字。
协议的标题下面,有一行小字:”甲方自愿将三个月大的男婴陈远,送与乙方抚养,一切关系从此断绝。"
我的手,抖得像筛糠。
老韩看着我,声音很轻:”那天晚上,是周桂花冲进去,把这张纸撕了。"
我盯着那张纸,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一千只蜜蜂在飞。
那个晚上,我是记得的。
怎么可能不记得?
十八年前的冬天,我的丈夫陈建民,在城东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当场没了。那年,陈远才三个月大。
工地的老板赔了八万块钱,说是"一次性了断"。可是陈建民生前为了给他妈治病,在亲戚那里欠了六万多。人一走,债主们上门,一家一家地来,有的好声好气,有的拍着桌子。我手里的八万块,没捂热,就还了个干净。
剩下的两万,是我和孩子,往后全部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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