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前任结婚那天，我揣着一肚子的不甘心，坐了六个小时高铁赶回老家。
我只想远远看她一眼就走。谁知新娘穿着婚纱，隔着满堂宾客，径直朝我走了过来。
她把一个旧信封塞进我手里，说：“这东西，我替你收了七年。”
信封很薄，我却觉得有千斤重。
我捏着封口往里看了一眼，整个人当场僵住了……
高铁过了长沙，窗外的天阴了下来。
我把手机从左手换到右手，又换回左手。屏幕上是大壮三天前发来的一张照片：红底烫金的请柬，只拍了半截，写着十月中旬，安平县迎宾楼，恭候光临。新人的名字被他用拇指挡住了。
他还附了一句话：苏晚结婚，来不来你自己掂量。
这张照片我看了三天，也掂量了三天。
我叫周屿，三十二岁，在深圳一家装修公司做监理。每天的活儿就是戴着安全帽，在满是灰的毛坯房里，拿卷尺量人家的墙歪了几毫米。我租的房子在城中村，十二平米，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窗户，大白天也得开灯。
七年了，我没回过安平县一次。
走的时候话说得很难听，什么“这辈子不回来了”，什么“你们谁也别拦我”。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人就只能越走越远。头两年是赌气，后两年是没脸，再往后成了习惯。习惯最可怕，它让你觉得不回去是件很正常的事。
高铁上，我在包里翻出一个红包。这是在车站旁边的小卖部买的，五块钱十个。我数了两千块装进去，想了想，抽出两张，过一会儿又塞了回去。
我跟自己说得很清楚：就去一趟。坐最后一桌，随完礼，远远看她一眼。她过得好，我就能把这件事翻篇了。
对，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是虚的。
因为这七年里，我每个月都会点开一个头像。头像是一朵向日葵，朋友圈的背景是一面老墙。我不敢点赞，不敢评论，只是看，看完再退出去，像做贼一样。
我翻到过她三年前的一条动态，是一张手的照片，捧着一只小小的铜色怀表。配的字只有三个：还在走。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一晚上，也没看明白。
车厢广播报站，下一站就是安平。
我把红包塞回包里，又摸了摸口袋。口袋里是空的，我没带别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我从没跟任何人说过。
每年春节前，我都往老爸的银行卡里打五千块钱。七年，一次没落下。可他从来没回过我一个字，一条短信也没有，一通电话也没有。我就当他还在生气，还在端着架子。去年大年初三，我给邻居王婶打了个电话，想拐着弯问问。王婶在那头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小屿，你要不回来看看？”
我说，我忙，过完年再说。
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
迎宾楼在县城的东头，门口种着两排梧桐。
十月中旬，叶子黄透了，一阵风过来，哗啦啦往下掉。拱门上扎着红气球，音响里放着喜乐，一个小孩举着糖葫芦从我腿边跑过去，差点撞上。
我站在台阶下面，整了整衬衫领子。
“周屿！”
有人在大堂门口喊我。是大壮，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深蓝西装，胸口别着“大堂经理”的牌子。他从人堆里挤出来，上来就是一个熊抱，勒得我肋骨生疼。
“你可算来了。”他松开我，上下打量，“瘦了，也黑了。”
“你胖了。”
“家里小孩多，天天喂的。”他笑，笑到一半又收住了，“你……还好吧？”
“好。”我说，“新郎是谁？”
大壮的眼神往旁边飘了一下：“待会儿你就见着了。”
“我爸那边……”
“你自个儿回钟表巷看看去。”他打断我，声音压得很低，“别问我，我不会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大壮跟我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他这个人从小藏不住事，撒谎的时候耳朵会红。这会儿他耳朵红得像刚煮熟的虾。
我还想再问，他已经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新郎就站在大厅入口，跟每一个进门的人握手。
他个子不算高，很瘦，戴一副细框眼镜，穿深灰色的西装。笑起来左脸有一个很浅的酒窝，说话的时候喜欢先抿一下嘴，好像在斟酌每一个字。
我走过去，他先伸出了手。
“是周屿哥吧？”他说，“我是陈砚。你能来，晚晚特别高兴。”
晚晚。
这两个字像一根细针，扎在我耳朵里。苏晚的小名，从前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叫。
我跟他握了手。他的手很干，很暖，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右手食指和拇指的指缝里，还留着一点洗不掉的黑色油渍。
“恭喜。”我把红包递过去。
他接了，没拆，直接放进了西装的内袋，说：“里面有你的位置，我让大壮给你留在前面了。”
“不用，我坐后面就行。”
“前面。”他很温和地重复了一遍，“该坐前面。”
我没接话。他转身去迎别的客人，抬手的时候，右手顺势往额头上一推，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推上去。
我愣了一下。
这个动作，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还没想起来，旁边传来一声冷冷的话：“你还知道回来。”
说话的是一个穿暗红旗袍的中年女人，头发盘得一丝不乱，胸前别着“母亲”的红花。苏晚的妈，苏阿姨。
我从小在她家蹭饭，叫了二十年的阿姨。
“阿姨。”
“晚晚等了你三年，你知道她怎么过的吗？”她盯着我，眼眶是红的，话是硬的，“三年，人影都没有，电话也打不通。你现在来干什么？看她笑话？”
“妈。”陈砚不知什么时候回头，轻轻叫了她一声，“今天高兴的日子。”
苏阿姨嘴唇动了动，别过脸去，不说话了。
我被大壮领进大厅，在第三桌坐下。同桌的几个都是老同学，小胖、刘芳，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看见我，桌上的说笑声整整停了三秒钟。
小胖先反应过来，递了一支烟：“稀客啊，周大监理。”
我笑了笑，没接。
酒席还没开始，同桌的人聊起了往事。
他们聊得很小心，每一句话都绕着我走。可绕来绕去，还是绕到了七年前。
七年前我二十五岁，在县里一家建材厂当仓库管理员，一个月两千八，干得没劲。我爸周建国，在钟表巷开了一家钟表铺，叫周记钟表修理，开了快四十年。
我爸修表的时候，有个习惯。他左眼上戴着放大镜，修到一半要想事，就用手背把放大镜往额头上一推，推完眯着眼，盯着窗外发一会儿呆。
小时候我坐在柜台后面写作业，一抬头就能看见这个动作。
他想让我接手这个铺子。我偏不愿意。
那年我二十五，一个工友说，深圳工地缺监理，一个月能拿八千。八千，是我在建材厂三个月的工资。我动了心，回家跟我爸说。
他当时正蹲在工作台前，给一块老上海牌手表换游丝。他头也没抬：“铺子谁管？”
“你爱谁管谁管。”
“你再说一遍。”
“这破铺子一个月挣不到八百块钱！”我吼出来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你守着它守了一辈子，守出什么来了？我不想跟你一样！”
他把镊子放下了。
那个动作很慢。镊子落在玻璃台面上，轻轻地“叮”了一声，是整个屋里唯一的声音。
“走了，就别回来。”他说。
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收拾了一个行李箱。第二天一早，天没亮，我趁他还在睡，一个人去了车站。
我没告诉苏晚。
我怕她哭，我怕她一哭，我就走不了了。
可我心里还有另一个更不好看的念头：我想先走，走出个样子来，再回来找她，让她看看我不是个窝囊废。
那天站台上人特别多，春运的尾巴，到处是大包小包。我挤在人堆里掏车票，被谁撞了一下，东西撒了一手，我骂了一句脏话，捡起车票就上了车。
车开出去二十分钟，手机响了。
是苏晚。
我看着屏幕，没接。
她又打。我还是没接。
后来是微信，一条接一条地进来：你在哪。我在车站。周屿你接电话。你是不是已经走了。周屿。
我数过，一共八十七条。
我把手机关了机。到了深圳，我换了号码，换了微信，连大壮的电话都很长时间没接。
我以为这样一刀切下去，疼一阵就好了。
“你知道吗？”刘芳忽然开口，“那天苏晚是追到站台上去的。”
我手里的杯子晃了一下：“什么？”
“你走那天，她从大壮那儿听说的，穿着拖鞋就往车站跑。”小胖接过话，“鞋跑丢了一只，在站台上蹲了一个多钟头，我们去找她的时候，她还蹲在那儿，脚都冻紫了。”
桌上没人说话了。
我低头看着杯子里的水，水面一圈一圈地晃。
我不知道，这些我都不知道。
七年来，我一直以为她收到的是一个体面的、安静的告别。我以为她哭几天就好了。
“后来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哑。
“后来？”刘芳看了我一眼，“后来她就不怎么说话了。每个周末往你们家钟表铺跑，一跑就是好几年，风雨无阻。”
我心里一紧：“她去我家铺子干什么？”
刘芳张了张嘴，小胖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
“吃菜吃菜。”小胖说，“都愣着干什么。”
大厅的灯忽然暗了。
主持人是个嗓门很亮的年轻人，一开口，满屋子的人都安静下来：“各位来宾，各位亲朋，今天是个好日子。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人入场！”
喜乐响起，大厅尽头的门打开了。
苏晚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婚纱，没有拖得很长的裙摆，只是简简单单一条，肩上披着薄纱。头发挽起来，露出细细的脖子，耳朵上有一对小小的珍珠。她比七年前瘦了一点，眼角有了淡淡的纹路，可是走路的样子一点没变，脊背挺得很直，下巴微微抬着。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过红毯。
她看不见我，聚光灯太亮了。
她身边是陈砚。陈砚伸出手臂让她挽着，她挽住了，两个人对视了一下，同时笑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笑，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已经看了很多年、看熟了的那种。
我忽然就明白了。
我来这一趟，其实什么都不用看了。
“新郎，你愿意娶苏晚女士为妻，无论顺境逆境……”
我没怎么听。我的眼睛落在了舞台的右侧。
舞台边上，摆着一把老式的太师椅，椅背上系着一块红绸。椅子前面有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一座黄铜的老座钟，钟摆来回晃着，“嗒、嗒、嗒”，声音大到能被话筒收进去。
整个大厅所有的座位都有人，只有这把椅子是空的。
我身后那桌有两个上了年纪的老街坊，压低声音在说话，但我坐得近，一句一句听得清清楚楚。
“老周师傅的位置吧？”
“可不是嘛。他要是能看见今天，不知道得喝多少。”
“这辈子就盼着这一天呢。”
“可惜了。”
我的后背一点一点凉了下去。
整个安平县，姓周的修钟表的，只有一个。
“要是能看见”“这辈子就盼着”“可惜了”，每一句都是过去时。
我不敢往下想，可偏偏又在往下想。
主持人的声音还在响：“接下来，请新郎致辞。”
陈砚接过话筒，清了清嗓子。他的声音不大，有一点哑，每说一句话之前，习惯性地先抿一下嘴。
“谢谢各位。我这个人嘴笨，就说三句。”
“第一句，谢谢晚晚。她嫁给一个修钟表的，以后家里的闹钟，大概都得我来修。”
底下笑了起来。
“第二句，谢谢我妈。”他看向苏阿姨，“您今天别哭，妆会花。”
苏阿姨抬手抹了一下眼角，笑骂了一句。
“第三句……”他顿了顿，转过头，看向那把空着的椅子，声音低了下去，“我这辈子最该谢的，是我师父。他教我手艺，也教我怎么等人。今天他的位置我给他留着，他看不见，但我知道，他一定在听。”
大厅里一下子静了。
有人在抹眼泪，有人在小声叹气。
我低着头，手心里全是汗，指甲把掌心掐出了一圈印子。
师父。
周师傅。
教他手艺，也教他怎么等人。
我爸，他等的是谁？
酒席开始以后，我一口菜也没吃。
桌上的人劝我，我说我不饿。小胖给我倒了一杯白酒，我一口喝干了，喉咙里像着了火，眼泪差点出来。
我满脑子都是去年春节那通电话。
王婶在电话里说：“小屿，你要不回来看看？”
当时我是怎么想的？
我想的是：他又拿别人来叫我回家。他自己拉不下脸，就让邻居出面。他要认错，就得自己开口，凭什么我先低头？
我把电话挂了，还跟同事说，我爸那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现在我坐在这里，看着舞台右边那把空椅子，才知道那通电话可能是我这辈子挂断过的最重要的一通电话。
他什么时候走的？
是去年？前年？
我给他的卡里每年打五千块钱，打了七年，一次都没回音。我以为是他赌气，不肯收。
也许，根本没有人在收。
我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在地上刮出一声很难听的响。
“你干什么去？”小胖拉住我。
“透透气。”
我撞开了他的手，往大厅门口走。走到半路，大壮从旁边横插过来，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
他力气大，我挣了一下没挣开。
“你现在走，是想一辈子不回来了吗？”他压低了声音，眼睛都红了，“周屿，你给我坐回去。”
“大壮，我爸他——”
“你别问我！”他吼了一句，吼完又自己压了回去，“晚晚有东西给你。你走了，她追到深圳去也得给你。你让她追吗？”
我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被他按回了座位上。
这时候，主持人已经宣布新人开始敬酒了。
苏晚和陈砚一桌一桌地走，每走到一桌，大家都站起来碰杯。我坐在第三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点一点走近。
第一桌。
第二桌。
苏晚始终没往我这边看，可我知道她知道我在这里。她走路的节奏变了，肩膀绷得比刚才更紧。
走到我们这一桌的时候，酒杯还没举起来，她忽然伸手，从身后的伴娘那里接过了一样东西。
一个信封。
很旧，旧得发黄，边角起了毛，一看就被反复摸过很多次。
她转过身，对着整个大厅，拿起了话筒。
“各位亲朋，耽误大家两分钟。”
满堂的说笑声一点一点地停了下来。
她的声音很稳，可握着话筒的手，指节是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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