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以百年：班固的家族史与生命史》，曲柄睿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310页，79.80元
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洛阳监狱里羁押的一位六十一岁的老人，终于耐不住严刑酷法死去了。消息传出，宫廷哗然，主管此案的洛阳令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经办官吏更是被判罚抵罪。这位老人，就是不久前还在洛阳城中耀武扬威的大将军幕府中护军班固。但现在，他所依仗的大将军窦宪已经畏罪自杀，而他早被标记好价格的命运，也就因此而偿还、交付、终结。
班固，《汉书》最主要的作者，一个被后世贴上“历史学家”标签的学者，为何遭受这样的命运？是因为他的个人秉性还是家族宿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多深的关系？在我们这个十分崇尚“以史为鉴”“资治通鉴”的国度，班固以“历史学家”的资质却遭此结局，又说明了什么？
大约是进了中学课本的缘故，班彪和他的儿女班固、班超、班昭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从撰述的角度说，班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前辈学者陈其泰、安作璋都写过班固的传记，安作璋的《班固评传》每一章的标题连起来几乎是一首诗：“诗礼传家话渊源，洛阳花下读书郎。走马兰台著《汉书》，侍从顾问十二年。勒石燕然振汉声，智及之而身不免。酒酣谁与品《汉书》，文史思想有薪传。”这都说明班固及其家族是颇具魅力的历史话题。时隔多年，《岁以百年：班固的家族史与生命史》（以下简称“本书”）聚焦班氏家族从西汉到新朝、更始、东汉这一历史转型期的心灵、观念和行动，跳出以往传记相对呆板的时代背景、家族状况、个人经历、《汉书》概论、后世影响之类的写法，在呈现最前沿的班氏家族研究成果的同时，还不无唏嘘地讲述了一个上流但不算主流的家族的百年转型史。前述关于班固命运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其中。
《汉书》
班氏家族的来路和末路
撰史者的特权之一，就是能在正史中光明正大地撰写家史。《汉书·叙传》把班氏的祖先追溯到楚国王族，自称楚国令尹子文之后。这种血统的真实性很难考证，但这不重要，本书强调的是这一高贵血统成为鼓励班氏家族千方百计出人头地的幽微动机，也是家族最终没落时的悲凉底色。班氏有据可循的家族故事，第一代是西汉初年的班壹，是生活在汉匈交界地带、牧养牲畜数千的边陲豪强，第三代的班长开始担任二千石的上谷守，成为“北方地区的地方官”，第五代的班况就进了中央，成为卫戍长安的军事长官越骑校尉，并加官左曹，得以出入禁中。此时西汉也已经进入了下半程，汉成帝即位后，班况之女被纳为婕妤，就是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班婕妤。至此，这个号称源于楚国、实际上发迹于边境豪强的地方性家族，就跃升为汉家外戚扶风班氏，成为帝国上流社会的一员。
《女史箴图》中的班婕妤辞辇场景
倘若时光就这样流淌，班氏家族可能会像西汉以往的外戚家族一样，未必总能处于政治中心，但基本可以长期享受外戚带来的富贵与地位。但谁也不曾想到，此时西汉正在走向一个旷古未有的结局。以汉成帝母亲王政君为核心的王氏外戚，在汉成帝时期长期把持辅政位置。汉成帝死后，侄子汉哀帝即位，王氏家族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但汉哀帝只当了六年皇帝就去世且没有子嗣。在王政君的支持下，她的侄子王莽重返朝廷，彻底掌控了西汉政权，直至结束西汉，建立新朝。这一改朝换代并不只是权势转移，还有汉儒提出的汉家天命转移的深刻背景。时代转型面前，班氏家族也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
汉成帝时期，班婕妤虽然一度受宠，但最终失宠，还受到赵飞燕的污蔑。为求自保，班婕妤向王政君寻求庇护；班婕妤的三兄弟都和王氏家族关系密切，特别是王莽崛起之前，和班斿、班穉交游，关系好到以兄弟相称，班斿去世时王莽甚至为他服了丧。这是因为班氏兄弟和王莽有个共同点，都是外戚家族里的儒生，这当然也是一种转型。本书叙述了这段历史并指出，两个家族是“政治上的结盟”“宫廷关系与政治关系上的双重结合”（64页）。王莽掌权后，班伯、班斿都去世了，仅存的班穉却没有和王莽同频共振以求显贵，也没有被迫害。本书谨慎提醒道，目前的史料无从考证班穉为何与王莽保持距离，但《汉书·叙传》“有意将班穉塑造为一个疏远王莽和王氏外戚的人，这恐怕不是真相”（89页）。也就是说，时代从西汉转型到新朝，班氏家族从汉室外戚转变为士大夫，并找到了一个微妙且安全的位置，“既想在新朝得到一定的认同与好处，又不想太失掉士大夫的风骨”（95页），顺利度过了这次转型。
然而新朝仅仅持续十余年就覆亡了，班氏家族再次面临时代转型下的家族选择。班穉的儿子班彪生于西汉末，成长于新朝时期，王莽的首级被斩下时，班彪已经是二十一岁的成年人和典型的士大夫，他的“三观”已经成熟，对短短二十年内发生的两次时代转型也应有了自己的看法。从班彪留在史料中的行动看，这个看法的核心就是认为新朝必将覆灭，刘氏必将复兴。然而历史转型的复杂性在于，最早打出汉室复兴旗号、并在王莽覆灭后入主长安的汉，是以刘玄为皇帝的更始汉朝，但更始政权仅仅存续了三年就告终结，继起的刘氏政权还有赤眉-刘盆子政权和刘秀政权，此外还有许多冒姓刘氏或观望形势的割据政权。那么，班彪是如何判断形势的？
从《汉书·叙传》的叙事来看，我们很容易认为班彪从一开始就认准了刘秀为真命天子，在不得不投奔隗嚣后还多次谏议隗嚣纳土归宗。但本书澄清了这一叙事的模糊之处，证明班彪在王莽覆灭后顺理成章归顺的是更始政权，又在更始败亡前夕和许多更始旧臣一同向西逃到天水隗嚣处，始终没有向东考虑已经占据河北的刘秀政权。“其选择表明他们对河北刘秀的非议”（116页），说到底，班彪认定刘氏必将复兴，却一直没把宝押给刘秀。随着隗嚣自立的野心逐渐暴露，秉持汉室复兴理想的班彪就无法继续和隗嚣合作了，但班彪的选择竟然是进一步向西投奔割据河西的窦融，依然没有选择刘秀。直到刘秀政权日益稳固，班彪这才明确支持，并在窦融征还洛阳时一并进入东汉政权，而此时已经是建武十二年了。
本书敏锐指出，班彪此后毕生官职没有超过县令（长），“县令似乎不是酬劳功臣的合适官职吧”（137页）“班彪处在东汉政坛的边缘，他是一个边缘人”（139页）。说明在从新朝向东汉的时代转型中，班氏家族的转型很不理想，其原因正如本书旨在强调的，东汉的建立在政治上当然是“反莽”，但如果从政治派系的角度看，东汉最不信任的并非仕莽的官员，而是刘秀的竞争者，所以那些归顺过更始、赤眉，乃至隗嚣、窦融的士大夫，就算再反莽，也会因为没有及时选择刘秀而备受排挤。个中道理不难理解，当年民国肇造，同盟会和袁世凯都是终结清政府的力量，但袁世凯忌惮的当然是同盟会而不是留在民国政府里的前清官员。
此外还有一点，班彪不仅归顺刘秀的时机太晚，而且他还属于“长安系”士大夫。盖因西汉定都长安，出身长安周边的士大夫不少属于西汉的“遗老遗少”，这些人不仅颇多西汉的高官贵族，而且一直呼吁刘秀将都城迁回长安，形成了东汉初年著名的“迁都”之论。在本书看来，这些恐怕更加激起刘秀的警惕。
所以，班彪开始为《史记》撰写“后传”，大概就是家族转型失败后聊以自娱的反应吧。
辞赋、史官和功业
班固在历史上真正的出场，就是父亲班彪去世后，他接续父亲撰写西汉历史，并由此被人告发下狱，险些丧命，多亏了弟弟班超策马狂奔到洛阳，向刘秀的继承人汉明帝求救，最终班固不仅脱罪出狱，还和班超先后都当了兰台令史。
从后世的眼光看，这似乎是一件大好事，班固正式开启了历史学家的鸿业，从此青史留名，成为今天各种历史考试的知识点。但若从当时观之，就会发现班固的这桩事业并没有给他带来飞黄腾达，更别提借此提振家族地位了。此时班氏家族，其西汉外戚的标签已经失效，作为士大夫又未能转变为经学家族，班固试图通过撰述历史来为家族转型掌舵，并没有如愿以偿。最大的障碍就是贴在身上那扎眼的标签：更始旧臣、长安系士大夫等等。
本书把班氏家族撰史放置在时代转型之下家族转型这一语境中，让我们深刻理解了《汉书》为何被呈现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班固的辞赋透露了许多秘密。本书的特点和趣味之一，就是对班彪、班固的辞赋、骈文作为史料进行分析。比如都城赋是汉代文学史上备受关注的一类主题，读者凡是读过《两都赋》并和稍晚一些的张衡《二京赋》做过对比，就能知道班固这篇作品恭维汉明帝的意图太过露骨，立意也不如张衡高级，但正如本书所说，班固在极力证明自己对当朝天子的忠心耿耿，证明自己对本朝意识形态的高度站位，“早在明帝时代，班固就已经选择与自己三辅士人的出身决裂了，他缴纳的投名状便是《两都赋》”（204页）。本书还对班彪《北征赋》、班固《典引》等都做了分析，辞赋也是进入到《汉书》的一把钥匙。
本书多次提醒，班固是在皇帝安排他首先撰写一部分东汉也就是本朝政治人物的传记后，才让他继续撰写前汉历史的。这一点很重要。《汉书》不能如今天所认为的是一部形式上的“断代史”，因为在皇帝眼中汉朝将永远存在，西汉是因为东汉的神圣、正确、永恒才得以存在的，所以班固“对西汉历史的撰述，与其说是西汉本位的，不如说是东汉本位的。换言之，班固撰写的西汉史是作为‘东汉前史’而不再是班彪所谓《太史公书》‘后传’的角色定位了”（197页）。当然，班固愿意忠实地执行这个任务，是因为他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看待汉史的，与他写下信史并不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汉书》是纯乎政治书写，就像不能简单地说其纯乎是一部史书，这里面的微妙和复杂处，也构成了今天阅读的诸多趣味。但本书还提醒我们，也要考虑班固借撰史提升自身和家族地位，实现家族转型的动机。
吊诡的是，班固似乎很得皇帝宠爱，比如汉明帝让他在国家档案馆东观编纂“当代史”，继任的汉章帝经常把他请到宫中一起读书，赏赐也很丰厚，还让班固负责著名的白虎观会议的“会议纪要”，但班固却“位不过郎”“后迁玄武司马”，这是皇宫一个重要宫门的负责人，但委实不值得拿出来说。换言之，班固试图通过撰史、辞赋等文臣的渠道实现家族转型，反而让自己转入了“词臣”之路，说难听点就是被“倡优视之”，这条转型之路失败了。
幸好还有班超。
班超也一度担任兰台令史，说明在父亲班彪的教育下，他应该也是士大夫或者文臣之属。但他投笔从戎，凭借超乎常人的赤胆雄心，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汉帝国西域的局面。“三十六骑”的传奇故事无需赘述，但本书强调的是，班超的成功说明班氏家族要走回老路，这既是一个当年的边境豪强以武功立业的叙事，也是一个当年的外戚家族重新走顶层路线的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班超这条路似乎走通了，他成了这个家族里第一个被封侯的人，定远侯的爵名无比灿烂，人们以“班定远”来称呼班超。班超的两个儿子也很出色，长孙还娶了阴城公主。
既然弟弟走出了正路，班固还等什么呢？已经快六十岁的班固选择加入了朝中最炙手可热的外戚、大将军窦宪的幕府，担任他的中护军。本书分析了班固做出这一选择的多重原因：班氏和窦氏都是外戚家族，知道外戚凭借军功崛起是西汉的常见路径，比如卫青、霍去病；他们的父祖辈班彪、窦融都曾在西北共事，也都是东汉一度忌惮的长安系士人。跟随窦宪，班固不仅共享了把北匈奴彻底赶走的战功的荣耀，还留下了近年来被发现遗迹的《燕然山铭》。几年前还自嘲“位不过郎”的班固，如今连他的家奴都可以喝醉了在洛阳大街上辱骂洛阳令了。假如历史在这里慈悲一些，或许班固和班超可以宣称他们的百年转型总算成功了。
然而……
班固所撰《燕然山铭》摩崖石刻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班固在《汉书》中曾批评司马迁，除了关于撰述的专业批评外，还颇不厚道地说，司马迁如此聪明博物，却不能以智自全，终致身陷极刑。因此司马迁的人生境界不过是“小雅”，达不到“大雅”。
对此，南朝的范晔在《后汉书》里不禁嘲讽道，班固你自己不也一样吗？你的才智足以懂得避祸的道理，为何也不能保全自身呢？这叫“致论于目睫”——意思是班固批评别人时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就像眼睛能看见远处，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一样。
确实如此，班固刚投靠窦宪不久，窦宪就倒台了。曾被班固家奴辱骂过的洛阳令当然不会放过班固，班固就此死在狱中。多年以后，娶了公主的班超之孙，因为被公主羞辱而痛杀公主，导致全家被杀。班昭虽然毕生声誉显赫，是皇室的密友，于七十多岁去世，儿子被封为关内侯，但这已经是她夫家的故事了。
一言以蔽之，班氏家族的百年突围是一个失败的悲剧。本书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班氏家族未能向经学家族转型，导致其一度的成功缺乏基础和持续性。以外戚、战功为凭借，这操作太过西汉了，东汉更适合那些经学传家、彼此举荐，才能四世三公的家族。
当然，自负的范晔虽然嘲笑班固，但《后汉书》尚未写完，他就卷入了宫廷政变，和儿子同日被杀。临行前儿子朝他扔土坷垃，范晔问“你是恨我吗？”儿子回答：“还谈什么恨，只是父子同死，不能不悲。”真应了王羲之那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中国人无比信任历史的智慧和深度，却不得不追问，司马迁、班固、范晔这些最出色的历史学家，何以命运不断在押韵？以史为鉴真的可行吗？今人阅读历史，到底是通过历史来预测未来，还是经过了今天才对历史恍然大悟呢？本书在后面也对这些“永恒性问题”做了讨论，作者显然也越写越放松越通达，让人忍不住摸起手机想给作者发个信息：传主为老登，作者同为老登，并读者如我亦为老登，悲夫，不如出来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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