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古吉拉特邦的维拉瓦尔待了一年半，在一家中国国企的工地上开塔吊。工地在阿拉伯海边上，每天下午海风一吹，满嘴都是咸味，铁架子晒得烫手，手套磨穿了三双。工地上有三百多个中国工人，两百多个印度工人，我们住板房，他们住帐篷，中间隔着一道铁丝网。铁丝网边上有一棵歪脖子椰子树，树底下摆着四张石桌，那是印度工人歇脚的地方，也是我跟拉妮卡认识的地方。

拉妮卡是印度工人里的厨娘，二十来岁，皮肤黑得发亮，眼睛大，睫毛长，头发用一块蓝布包着，露出来的耳垂上钉着一颗银钉。她每天中午给印度工人分饭，大铝盆里是咖喱豆子汤和米饭，手抓，蹲在地上吃。我头一天到工地的时候，她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用蹩脚的英语问我要不要来一份。我说不用，我有中国食堂。她就笑，说中国食堂的饭像猪食。这话是用英语说的，旁边几个中国工友听见了，都笑。我也笑了，说那你做的饭像什么？她想了想，说像妈妈的手。我说你妈妈的手挺咸的。

后来我们就熟了。我每天中午到椰子树底下抽烟，她收拾完锅碗就过来坐一会儿，用她那本翻烂了的英语小册子跟我磕磕巴巴地聊。她问我中国什么样，有没有牛，有没有大米，女人穿不穿纱丽。我说中国有牛，有水牛也有黄牛，大米多的是，女人不穿纱丽，穿牛仔裤和T恤。她听了睁大眼睛，说那多难看。我说你穿纱丽好看，她脸红了，低头拽了拽裹在身上的布。

熟了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工地上有一百多个印度男人，从十八九的到五十多的，个个都是干活的好手，爬架子、扛水泥、扎钢筋，天不亮就上工，天黑透了才回帐篷。他们挣的钱不多，一天折合人民币四五十块，可发工资那天，一个个先去买烟买酒，然后往家里寄，自己留不了几个。我有时候跟他们蹲在一起抽烟，用半吊子英语加手比划，问他们家里有没有地，有没有房。他们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房的也无非是老家村里一两间土坯屋子，漏雨，没厕所，牛跟人住一个院子。

可他们的老婆——我是说，那些结了婚的——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有没有房。工地上有个小伙子叫辛格，二十五岁，去年结的婚，新娘是他隔壁村的，他结婚之前只见了人家两面。我问他，你结婚的时候，女方家没问你有没有房？他瞪着眼睛看我，好像我问了一句什么天大的蠢话。他说，她家为什么问我有没有房？她家也没房啊。她家要是嫌弃我没房，那她自己家也没房，她凭什么嫌弃我？

我说那你们住哪儿？他说住村里啊，祖上传下来的屋子，两间泥墙房，一间他爹妈住，一间他跟他老婆住。我说那屋子是你们的吗？他说是村里的地，自己盖的，没人赶你走，就算你的。我说那要是离了婚呢？他笑了，露出一嘴被槟榔染红的牙，说离婚？离什么婚？我们这儿没人离婚。我说那要是过不下去了呢？他说过不下去也得过，女人离了婚，娘家不会要她，她没地方去。男人离了婚，再娶一个就是了。

我听完没说话。辛格拍拍屁股站起来，说要去上工了，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想着买房？我点点头。他摇摇头，说你们中国人太累了，活着就为了买一间屋子，屋子又不能当饭吃。

这话让我琢磨了好几天。我开始留意工地上的印度女人。她们跟男人一样干活，搬砖、筛沙、拌水泥，头顶着筐，里面装着碎石子，走起来身子一扭一扭的，头上稳稳当当。中午歇工的时候，她们蹲在帐篷外边烧火做饭，烟熏得眼泪直流，可还在笑，互相扯着嗓子聊天，偶尔唱两句歌，调子又高又尖，听不出旋律，可听着听着就觉得心里松快了。她们的男人就在旁边坐着，抽烟，喝水，谁也不给谁帮忙，可谁也不骂谁。吃饭的时候男人先吃，女人后吃，男人吃完了把碗往地上一搁，女人拿起来就去洗。洗完了，两个人蹲在帐篷门口，一人端一杯茶，谁也不说话，看着远处海面上来来往往的船。

我跟拉妮卡聊过这事。有一天中午，我在椰子树底下问她，你们印度女人挑男人，到底挑什么？她正用一块布擦铝盆，听了我的话，停下手里的活，歪着头想了想。她说，挑他会不会跑。

会不会跑？

她说，我们这儿男人少，女人多。好多男人跑到城里去打工，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扔下老婆孩子，一跑就是十几年。所以女人嫁人之前，先看他这个人靠不靠得住，会不会今天结了婚明天就跑了。只要他不跑，能留在村里，能干活，能养家，哪怕没房没地，也嫁。有房没房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不走。

我说那要是他跑了呢？她笑了笑，把铝盆搁在膝盖上，说跑了就跑了呗，还能怎么办？回娘家，娘家兄弟养着，或者自己出来干活，像我这样，在工地上做饭，一个月挣三千卢比，够自己吃饭。她指了指帐篷那边正在烧火的一个女人，说那个女人，她男人跑了八年了，她自己在工地干了八年，养大了两个儿子。她也没找男人，也没回娘家，就这么过。

我说那她不想再找一个？拉妮卡摇了摇头，说找什么找，找了万一又跑了呢？自己过挺好的，没人管，也不用伺候谁。

我后来慢慢琢磨明白了。在印度这边，尤其在这些底层人里头，女人对男人的要求，跟中国女人对男人的要求，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女人要房要车，是因为中国男人跑得太快了，今天在老家种地，明天可能就去深圳打工，后天可能就去了非洲。房子是一个锚，车子是一个锁，把人拴住，让他跑不远。哪怕他跑到天边，房贷还在，车贷还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房子和车，是女人给自己买的一份保险。

可在印度，这份保险没地方买。因为男人跑不跑，跟房子没关系。他有房也跑，没房也跑。他跑了，你拿着房子也没用，因为那房子是村里的地，他爹妈住着，你一个外姓媳妇，人走了，地还是人家的。你拿着车也没用，车是男人的名字，他开走了，你连个轱辘都摸不着。所以印度女人不要求这些，她们要求的是另一种东西——忠诚。可忠诚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比房子比车还难把握。

我把这话跟拉妮卡说了。她听完，低着头笑了一声，说你说得对，可你说得不全对。

哪里不全对？

她说，你以为我们不想住好房子？你以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住砖房，有电灯，有自来水？可我问你，我要是嫁了一个有房的男人，那房子是他的，我住进去，我是他的客人还是他的佣人？他哪天不高兴了，一句话就能把我赶出去，我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你们中国女人要房子，是因为法律保护你们，房子写了你的名字，男人赶你走你可以报警。我们这儿，警察不管这事。你嫁给谁，就是谁的人。你住在他的房子里，就是寄人篱下。与其寄人篱下，不如自己搭个棚子，至少没人赶你。

她说完这段话，用英语磕磕绊绊的，中间夹着几个印地语词，我连蒙带猜听明白了。听完之后我半天没说话。她看我不说话，又笑了笑，说你别觉得我们可怜，我们不可怜。你们中国女人有房子有车，可你们不自由。我们没房子没车，可我们想跑就跑。

我说你想跑吗？她想了想，说想。想去孟买，去德里，去班加罗尔，看看那些大城市什么样。可她又说，我不能跑，我跑了，我爹妈没人管，我妹妹没人管。我在这儿做饭，一个月挣的钱，一半寄回家，一半自己花。我要是跑了，他们就没钱了。

我说那你以后嫁人，嫁不嫁有房的？她说，嫁啊。有房当然比没房好，有房他要是跑了，房子还能分一半给我。可要是他没房，只要他不跑，我也嫁。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跑？她说，看呗，看他对他妈怎么样，看他干活累的时候骂不骂人，看他吃完饭是把碗一推还是自己拿去洗。看个一年半载，就知道了。

我听了笑了，说你们这也太简单了。她说，本来就简单，是你们中国人想得太复杂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板房，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我在山东老家的堂妹，三十一了还没结婚，相亲相了七八个，每一个都卡在房子上。有一个小伙子人挺好，在县城开修车铺，一个月挣七八千，可没买房，堂妹她妈死活不同意，说没房怎么过日子。我堂妹自己也犹豫，说没房以后孩子上学怎么办。这事拖了两年，小伙子去年娶了别人，我堂妹到现在还没着落。

我又想起工地上的辛格，二十五岁，两间泥墙房，娶了媳妇，日子过得紧巴巴，可每天中午蹲在椰子树底下吃饭的时候，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他媳妇有时候来工地给他送水，两个人站在帐篷门口说几句话，辛格伸手把她头发上的布拽正了，她拍了他一下，笑着走了。那动作很自然，像一对过了几十年的老夫妻。

可拉妮卡说的也对。辛格的媳妇要是哪天被辛格赶出门，她没地方去，娘家不会要她，村里人不会帮她，法律不会管她。她只有两条路，要么忍，要么跑到工地上做饭，像拉妮卡一样。所以辛格不跑，她就有依靠。辛格跑了，她就什么都没有。房子写不写她的名字，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写了也没用。

这么一想，中国女人要房要车，其实是要一个保障。印度女人不要房不要车，是因为她们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房和车保障不了她们。她们要的是另一种东西——一个不跑的男人。可一个不跑的男人，比一套房子、一辆车，难找多了。

上个月，拉妮卡跟我说她要回村里了。她爹病了，没人照顾，她得回去。我问她，回去还回来吗？她说不知道，可能回不来了。她走的那天，工地上几个中国工友凑了点钱，给她买了一条纱丽，红色底子，绣着金线。她接过来，在帐篷里换了，出来的时候，脸红了，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工地上所有印度工人都围过来，拍手，笑，有人吹口哨。她站在中间，转了一圈，纱丽上的金线在太阳底下闪闪的。然后她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她那本翻烂了的英语小册子，扉页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谢谢你听我说话，拉妮卡。

我把那本册子揣进工装口袋里，拍了拍胸口，想说点什么，可什么都没说出来。她笑了一下，还是那口白牙，还是那双大眼睛，然后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冲我喊了一句：“李，别买房子，找个不跑的女人。”

我站在椰子树底下，看着她的背影越走越远，蓝布包着的头发在人群里晃了几下，就看不见了。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咖喱味，椰子树叶子哗啦啦响。我低头看了看那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一个英国国旗，底下是“英语速成”四个字，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我到现在还在印度，还在开塔吊。每天中午我还是到那棵椰子树底下抽烟，可石桌边上再也没有那个蓝布包头的姑娘了。工地上又来了新的印度厨娘，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不爱说话，做的饭跟拉妮卡做的味道不一样。我有时候掏出那本小册子翻两页，里面夹着一片椰子树叶子，是拉妮卡走的那天我顺手摘的，已经干了，碎了一半。

我不知道拉妮卡现在在哪儿，是在村里照顾她爹，还是嫁了人，还是又跑到别的工地上做饭去了。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碰上一个不跑的男人。我只知道，在这个工地上，一百多个印度男人，没一个有房没一辆车，可他们的女人从来不管这些。她们只管这个男人今天走了，明天还回不回来。回来了，就做饭给他吃。不回来，就自己做饭自己吃。

这事我到现在也没全想明白。可有时候半夜醒了，听着板房外面海浪的声音，我想起拉妮卡说的那句话——你们中国人太累了，活着就为了买一间屋子，屋子又不能当饭吃。我就翻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继续睡。明天还得上工，塔吊还等着我开，日子还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