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二年。

那年深圳的关外还是土路,两边是荔枝林和正在起的水泥楼。从罗湖过去,坐中巴要一个半钟头。

旅社在一条岔路口上,三层,白墙,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

方阿水是汕头人,做干货和杂货的跑单生意,一年到头在长途车上过。

他跟加代只见过两面。

头一回是去年秋天,他来表行买一块表,想送给汕头那边一个帮过他忙的老掌柜。

“这块多少钱。”

“三千二。”柜台的伙计说。

“我兜里两千八。”

“那你看看别块。”

“这块好。”方阿水在柜台前站了半天,“我下回补上行不行。”

正好加代从里屋出来。

“差多少。”

“四百。”

“给他包上。”加代说,“差的那四百不要了。”

“老板,这不行啦。”方阿水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一张一张数在柜台上,两千八,“我下回一定补,一定补。”

“不用补。表拿去。”

“那我不买了,不买了。”

“那这样。”加代说,“你补两百。表你先拿走。”

方阿水站着看了他一会儿,把两百块欠条按在自己的名字底下,写了名字和日子。

第二回是今年春天,他在东门那条街上碰见加代,硬塞了四百块过来,加代收了两百,另外两百推回去。

“老板,我给你留个条子不。”

“留什么。”

“留我欠你两百。”

“你欠我两百,你还了两回。”加代说,“甭记这茬儿了,你去忙。”

铺子里的伙计都记得这个汕头人。他来的时候不坐凳子,站在柜台外头,两只手先在裤子上擦一擦,再伸进来接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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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代跟他说话,总比别人慢半拍。

“你今年跑了几趟。”

“二十七趟。”

“累不累。”

“不累。家里两个孩子。”

就是这样一个人,跑过二十七趟长途的人,九月里没再上过车。

一九九二年,关外那一片的旅社一晚上六块,带热水的八块。

长途车从深圳到汕头,一张票四十八块,走十一个钟头。那一年收货款的人出门揣个呼机,家里有事就往街边的公用电话亭打,一分钟一块二。

九月底的一个下午,加代正在表行盘货,江林进来了。

“哥,方阿水让人扣了。”

“哪个方阿水。”

“汕头来的那个,去年在咱们这儿买表,按过手印的。”

“怎么个事。”

“他替汕头那边一个老板过来收货款,欠钱的叫霍老六。”江林说,“钱拖了三个月,方阿水跑了两趟,第二趟没出来。”

“人在哪儿。”

“关外那家旅社,二楼。”

“谁告诉你的。”

“他家里托人带的话。他老婆在汕头哭了两天。”

“他家里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霍老六自己让人带的话。”江林说,“霍老六说了,钱到人到,人也别想先走。”

“他老婆现在在哪儿。”

“在汕头海边那片,替人缝渔网,一天挣八块。”

加代把钱夹子从兜里掏出来,数了五张一百的,放在桌上。

“你今晚托人带一趟,送到她手上。”

“哥,这名目怎么说。”

“就说是方阿水在深圳挣的。”加代说,“别说是谁给的,也别提他让人扣了。”

“她要问呢。”

“她不会问。”加代说,“钱到了,人就安稳。人在关外,我在市里,隔着一百多里地,她要是急出病来,这边更难办。”

加代把手里的货单放下,坐了一会儿。

“先递话。”他说。

“递什么话。”

“给关外做货运的老周打个电话,让他替我捎一句:人先放出来,钱的事我跟他谈。”

“老周跟霍老六认识?”

“认识。他俩一块吃过酒。”加代说,“话递到了,成不成我再过去。”

当天晚上八点,老周回了电话。

“加代,话我带到了。”

“他怎么说。”

“他说人不能放。”老周在电话里顿了一下,“他还说了一句,让你别管这事。”

“你别回他。”加代说,“我明天一早过去。”

“加代,关外那一片你不熟。霍老六在那儿六年了,铺子后头那帮看门的都是本地人。”

“熟不熟,见了就熟。”

“你要带几个人。”

“你明天抽个空,把旅社前头那条路说给我听。”加代说,“别的不用你管。”

“加代,我跟你说句实话。”老周说,“霍老六这人手上不狠,可他一根筋。他认定自己是吃亏的那个,你跟他掰道理,掰不动。”

“谁跟你说是去掰道理的。”

“那你带几个人。”

“你别管我带几个人,你明天去看一趟你丈母娘。”加代说,“我要是明天下午没给你电话,你再出来说话。”

挂了电话,加代把江林和丁建叫到表行后屋。

“明天早上六点,我出城。”加代说,“你们两个人跟一辆车,后头走,不许跟我一趟车。”

“哥,你一个人过去?”

“递过话了,主家是要见的。”加代说,“你们在关外那个岔路口等我,车不进村。”

“那要是谈不成。”

“谈不成再说谈不成。”

那一夜加代没回家,在表行后头的小屋睡的。屋里有一张竹床,一张旧桌子,墙上挂着一件灰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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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没亮他就起来了。出门之前,他把表行的钥匙交给了看铺子的伙计小李。

“我下午三点打个电话回来。”加代说,“三点没打,你去找老周。”

“哥,你去哪儿。”

“关外。”

“关外哪儿。”

“你别问。”加代说,“铺子照常开,有客人问表,就说老板出门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加代出门。

他从表行后门出去,走到街口,拦了一辆去关外的中巴,四块钱,坐了一个半钟头。

那一年中巴车上有人卖茶叶蛋,五毛一个,司机头前挂着一个塑料的平安符。

到了岔路口,加代下车,走了两百米。

路边有个卖肠粉的摊子,一个老太太守着,铁皮炉子上冒着白气。

“老板,来一份。”

“三块。”

加代坐在小凳子上吃完,把钱放在炉子边上。

“阿婆,前头那家旅社,这两天有生人没有。”

“有哦。”老太太说,“前天夜里来了一车人,蹲在门口抽烟,蹲了一宿。”

“几个人。”

“四五个吧。”老太太说,“我这眼睛不好,看不清脸。”

“谢了。”

旅社门口停着两辆拉货的三轮,一辆面包车的轮子上压着一块砖头。

一楼是小卖部和登记台,柜台上摆着一个玻璃罐,里头是话梅和糖。

“老板,霍老六在不在。”

“你哪位。”柜台后头站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本地口音,胳膊上有一块青。

“我姓加,从市里来,找他谈点事。”

“六哥不见客。”

“你跟他说一声。”

“我说了,不见。”

年轻人从柜台后头绕出来,站在加代跟前,胸口挺起来。

“你要是不走,我就喊人了。”

“你喊。”

那年轻人伸手来推加代的胸口。

加代左手一让,右手抓住他的手腕往下一带,人一头栽在冰柜上,脸贴着玻璃,手被拧在背后。

“疼疼疼——”

从后头冲出来两个人,手里拎着塑料凳。

加代没动。身后先上来一个高个子,把最前头那个连人带凳子按在地上。

是江林,从另一趟车上来的。

“哥。”

“放他起来。”

加代松开手,退了一步。

“房号。”

“二楼,第三间。”年轻人扶着冰柜站起来,脸涨得通红,“你上去也白上,屋里有人。”

“几个人。”

“六哥在,还有他两个兄弟。”

“方阿水在哪儿。”

“里屋墙角。”

“人在里头两天了,一天给两顿。”年轻人说,“脸是昨天自己撞门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