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深圳罗湖，加代的表行里，柜台后头挂着一块小黑板。
黑板上写着四十来个名字，都是北京下来的老乡。谁在哪条街上做买卖，谁在哪家公司上班，谁家的孩子在这边念书，都写在上头。
这黑板是加代自己一块一块写的，写了三个晚上。
黑板底下是一张旧柜台，玻璃擦得亮。加代对上门的人客气，见着年纪大的，先让座，再倒水。
有时候进来个修鞋的，站在门口问几点，加代也站起来答。
“老板，你这表准不准。”
“不准不要钱。”加代说。
“我不买，我就问问几点。”
“两点二十七。”加代说，“差三分钟。”
九一年冬天，有个从北京下来的老太太，拿着一块旧手表来修。表是她老伴留下的，走了八年，一条街上修表的铺子都说修不了。
加代让人从广州找了一块一样的旧机芯，换上去，收了十五块工钱。
老太太掏钱的时候手抖，掉了两张一块的在地上。加代蹲下去捡起来，塞回她兜里。
“奶奶，您留着坐车。”
“我这表还能走几年。”
“您好好戴着。”加代说，“能走。”
那年深圳的表行多，罗湖一条街上开着十七八家。柜台里摆的表，便宜的一只八块，贵的几百块。
加代的表行在这条街上算中等。一个月流水两万上下，刨掉房租和工钱，落到手里三千多。
北京下来的老哥们里，跟加代最熟的是老徐。
老徐五十六，从前在北京的供销社做事，九零年下来的，在罗湖开了个小门面，卖五金。
老徐的儿子九二年也来了深圳，没找着活。加代把他放在表行里站柜台，一个月三百八。
那孩子头三个月一共卖出去两块表。加代没说过他。
“代叔，我是不是不合适。”
“你先站着。”加代说，“站够半年再说。”
“我怕耽误您这儿。”
“耽误不了。”加代说，“你就当我这儿是个学校。”
老康也是北京下来的，五十二，脾气冲，在笋岗仓库那边给人看仓库。
去年冬天老康胃上出了毛病，住院动了一回，医药费一万二。他自己拿不出来，加代给垫了八千。
老康出院以后提过两回要还。加代都说，你先养着，钱的事往后搁。
那年在深圳办一桌十个人的席，两百八到三百二。要是办二十桌，得去罗湖或者上步的饭店，一桌三百二，二十桌六千四，还得提前三天订。
那年头一个名号是有用的。同乡会的名头挂在门上，去银行谈事，人家肯坐下来听；办执照、租铺面，也顺当三分。
同乡之间讲的是先来带后来。谁先到深圳站住脚，谁就得管后来的人一顿饭、一张铺位。这条规矩从八十年代末一直用到九五年往后，才慢慢淡了。
八月里，同乡会闹起来了。
同乡会是九一年凑起来的，本来就是几十号老乡一个月聚一回，凑点钱帮谁家出了事的。
会长一直是关老爷子挂着。关老爷子七十三，早年在北京做绸缎生意，后来下的深圳，两边都服他。
八月十六，关老爷子摔了一跤，住进了医院。
会长的位子一空下来，两边就顶上了。
一边是北京下来的老哥们。他们在深圳待得早，人熟，可手里买卖小。
一边是本地起来的几个老板。这几个老板祖上也是北京的，在广东生的，说的话土，钱厚。麦老板做电子，郭老板做建材，两个人名下加起来四间厂。
八月二十，同乡会临时借的一间屋子，开了个会。
屋子在一条巷子里，二楼，二十来个平方，摆着十几把塑料凳。人到齐了三十多个，坐不下，站着的摞在门口。
老康头一个开的口。
“会长这个位子，得是咱北京下来的人坐。”
“凭什么。”麦老板说，“我老豆系北京人，户口本上都写着。”
“你说的是广东话。”
“我三岁才学的广东话。”麦老板说，“我老豆教我的头一句，是您吃了吗。”
屋里有人笑。
褚胖子坐在靠里那把椅子上。他五十一，做运输的，两边都跟他吃过饭。
“那啥，老康。”褚胖子说，“你这话不对。麦老板他老豆是北京的，那他就是北京的。”
“褚胖子，你不用替我说。”麦老板说。
“我谁也不替谁说。”褚胖子说，“我就是把话摆平。”
会上还吵了一件事。
会里这些年凑的钱一共两万七，一直搁在一个铁皮匣子里，匣子在关老爷子家。老康问匣子在哪儿，麦老板说在老爷子那儿。老康说，那得拿出来点一遍。
这话说得不好听。麦老板当场就站起来了。
“你什么意思。”麦老板说，“你是说老爷子贪了这点钱？”
“我没那么说。”老康说，“我是说钱得有个明明白白的管法。”
“老爷子管了两年。”麦老板说，“两万七千块，他一分没动过。”
这话摆了两天，越摆越不齐。
八月二十四，老康在表行里跟加代说了一句话。
“加代，这摊子我另拉一个。名字我都想好了，跟这边分开挂。”
“你另拉一个，那这边呢。”
“这边关老爷子躺着呢。”
“躺着也是会长。”加代说，“他醒了怎么说。”
“我管不了那么多。”老康说，“我在这边待了三年，连个说话的位子都没有。”
“你缺的是说话的位子，还是缺的是让人听你说话。”
老康没答。
八月二十六，老康把他那个摊子的名字都写好了。
名字叫北京联谊会，写在半张红纸上，贴在笋岗仓库边上他那间屋子的门框上。
红纸是加代让人送过去的。老康没要，自己上街买了一张，一毛五分钱。
加代那几天在表行里坐着，谁来都不见。
“哥，你不去说一句？”丁建问。
“说什么。”加代说，“两边都在气头上。我说一句，他们能听两句，第三句就该翻脸了。”
“那等他们自己好？”
“等他们吵累了。”加代说。
八月二十八，加代在饭店二楼包间摆了两桌。
一桌三百二，两桌六百四。加代提前三天订的，订的时候把菜单改了两回，加了一个京酱肉丝，去了一道鱼。
京酱肉丝是给北京那桌点的。去的那道鱼，是因为麦老板不吃海鱼。
下午加代先一个人去看的桌子。圆桌，一桌十个位，桌上摆着四碟凉菜、两瓶酒。
“十个人正好。”服务员说。
“加一个位子。”
“那这桌就挤了。”
“加一个。”加代说，“留出来。”
那个位子是给关老爷子留的。老爷子来不了，位子空着，一晚上没人坐。
人到了二十七个。关老爷子没来，还在医院躺着。
酒过两巡，两边的话又别上了。
“会长得票选。”老康说。
“票选就票选。”郭老板说，“我们这边人多。”
“你们那边算什么人。”老康说，“你们叫得出北京哪条胡同？”
麦老板把杯子往桌上一放。
“你先莫讲那个话。”
褚胖子站起来，端着杯子走到加代这一桌。
“加代，你是两边都认的人。”褚胖子说，“你表个态。”
“表什么态。”
“会长你当。”褚胖子说，“你说一句，今天这事就完了。”
全屋子的人都看过来。
“我当不了。”加代说。
“你咋当不了。”褚胖子说，“你表行开着，兄弟一堆，两边谁不服你。”
“我这个人不认字。”
“你瞅瞅你瞅瞅，又跟我这儿来这套。”褚胖子说，“你今天就说一句，当还是不当。”
加代把杯子端起来了。
“褚胖子，你这几天跑了几家。”
“我跑什么几家。”
“你昨天在麦老板那儿，说老康要另拉一摊。”加代说，“你今天上午在老康那儿，说麦老板要花钱买位子。”
褚胖子的脸动了一下。
“我这是两头递话。”
“你递的话，两边听的不一样。”加代说。
包间里静了。
褚胖子把杯子往前一举。
“加代，你别扯别的。你就说，这个会长你当不当。”
一屋子人都不出声了。老徐坐在加代左手边，把筷子放下来。老康在对面，脸绷着。麦老板歪着头，点了一支烟。
加代把手里那杯酒放回桌上，没喝。
“我不当。”加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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