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二年。
深圳，罗湖。
加代的表行开在这条街的中段，两间门面，后头是他住的楼上那间小屋。
楼上一张桌，一盏台灯，一张床板。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磕掉了一块瓷。
远刚大名叫徐远刚，黑龙江人，二十二岁到的深圳，先在关口那边给人扛包，后头跟了加代三年。
远刚会修表。他跟加代学了一年，自己蹲在后头那间小屋里练，一只表拆了装、装了拆，练到能把摆轮闭着眼搁回去。
“哥，我想自己开一间。”
“开什么样的。”
“修表，搭着卖一点。就咱这条街往里走那一小段，那嘎房租便宜。”
“你想了多久了。”
“想一年了。”远刚说，“我怕你觉得我翅膀硬了。”
“你想开铺子，这是好事。”加代说，“你这双手，不能一辈子在我这儿装表。”
远刚每个月往黑龙江寄钱，一百五。
有一回他手头紧，那个月只寄了八十。
“哥，我这个月少寄了点。”
“差多少。”
“七十。”
“剩下的我添上，你按一百五寄。”加代说，“你娘不知道你一个月挣多少，她只知道你寄多少。”
“哥，这钱我还你。”
“你先把你娘的日子过踏实了，再说还。”
每天早上六点，加代去街口那间豆浆铺子喝一碗豆浆。铺子老板是个哑嗓子的老头，姓占。
“老占，一碗。”
“加糖不。”
“不加。”
老占的铺子门口有一级台阶，塌了个角。加代让阿海拿水泥补了一回，没跟老占说。
后来老占问他，他说是市政来修的。
“市政不来这条街啦。”老占说。
“那你就当是我修的。”
有一回一个十七八的小子从潮州来，站在表行门口，说想找个活干。
“会干什么。”
“什么都不会。”
“吃住有着落没。”
“没有。”
加代让他在铺子里帮工，管吃管住，一个月一百二。那小子干了半个月就跑了，走的时候铺子里的东西一件没少。
阿海气不过。
“哥，你说他。”
“他没偷东西。”加代说，“他去别处挣得多，那是他的本事。”
表行对门有个卖凉茶的老太太，儿子瘫在床上。加代一年到头在她那儿买凉茶，一天两碗，从来没讲过价。
“加代，你别买了，我这凉茶不好喝。”
“好喝。”
“你这人。”
加代把两毛钱放进她那个铁盒子，端一碗走。
那间门市在街往里拐弯的地方，前一间屋，后头带一间小屋，价钱十二万八。
加代去看了三趟。第三趟他带上远刚，两个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哥，这地方贵。”
“比去年贵两千。”
“我拿不出。”
“你能拿出多少。”
“我攒了两万四。”
“这里头你出一万四。”加代说，“剩下一万一你留着进货。”
“那十一万呢。”
“那是我的事。”
买门市的中人姓冼，做这一行二十来年，一条街上的铺面过他的手，一半以上。
“加代，你这是给底下人置的。”
“他自己开的铺子，产权在我名下，他做着。”
“你这个做法，你底下人以后认不认啦。”
“他认不认，我不看他嘴上。”
“你啊。”老冼把房契推过来，“钱我数了，三万八的定钱。余下的月底前给。”
那间门市十二万八，加代先付了三万八。
房契是一张纸，折好之后只有巴掌那么大。加代把它揣在上衣内兜里，揣了半个多月。
那天夜里十一点，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远刚的一个老乡打来的。
“代哥，远刚出事了。”
“在什么位置。”
“东莞，长安镇。”
“什么事。”
“他把人推下台阶了。那人一条腿折了，人在医院。”
“远刚人呢。”
“给扣在人家那儿了。”
“你等我吧。”加代啪地挂了电话。
那天的事，加代后来才问清楚。远刚是去替一个老乡讨工钱，对方六个人围着，一人手里一条铁管。远刚把领头的那个推了一把，人从台阶上滚下去，腿折了。
接完那个电话，加代在楼上坐了半个钟头。
他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东莞的一个熟人，一个是打给远刚那个老乡，让他把当天的事从头说一遍。
天快亮的时候，他把阿海叫上来。
“远刚要是在外头打坏了人，这件事我们占不住理。”
“哥，那咋办。”
“远刚是我的人，我不能带人去抢。”加代说，“一抢，这件事就变成另一件事了。到时候他不光是有错，是往里陷。”
“那咱就送钱。”
“先送钱。”
“钱送出去了，人要是不放呢。”
“那再说钱以外的话。”
第二天中午，那个老乡来了深圳。他站在表行门口，一身泥。
“代哥，我把事情说全。”
“说。”
“远刚是替我去讨的。老板欠我四个月的工钱，一千二。远刚去说了两回，第二回人家叫了六个人。”
“他先动的手？”
“人家先拿铁管顶了他胸口。”老乡说，“远刚推的是领头的那个，就一下。”
“那一下是推，还是打。”
“推。”
“我知道了。”加代从抽屉里拿了五十块钱给他，“你先回东莞去。这边的事，你别跟人提。”
第二天上午，加代先去了医院。
折腿的那个人姓沈，三十来岁，躺在床上，床头挂着一只吊瓶。加代把水果放在床底下，从兜里掏出两千块钱，放在枕头边上。
“我是把人推下去那个人的哥哥。”
床上的人没吭声，往旁边挪了一下。
“医药费我出，往后养伤的钱我也出。”
“你出得再多，我这腿也回不来。”
“回不来的我知道。”加代说，“我该出的我出。”
那位堂兄当时站在窗户边上，一直没说话。
下午，加代去了一趟东莞。
见面的地方在汽车站旁边一间茶楼，二楼靠里的一张八仙桌。
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吴，因为嘴歪，大伙都叫他吴老歪。他做的是替两头传话的买卖，两边都熟，两边都不沾。
一桌茶两块二。
“代哥。”
“吴哥。”
“话我先摆着。”吴老歪把茶倒上，“那边说了，私了，两万。人当天就放。”
“这两万我出。”
“你先别急。”吴老歪说，“人家堂兄昨天到了医院，一看那条腿，话变了。”
“变成多少。”
“三万五。”
加代把茶端起来喝了一口。
“还有一个条件。”吴老歪说，“你底下那个姓徐的，往后不许到东莞来。”
“这条我不接。”
“你不接，我也不好回话咯。”
“那就先不回。”
隔了一天，吴老歪的电话追到表行来。
“代哥，那边又变了。”
“变多少。”
“四万八。”
“三万五我昨天才认下。”
“我这是替人传话。”吴老歪说，“人家堂兄手里还有人，这话我压不住。”
“吴哥，你这三层话，一层比一层沉。”
“水涨船高咯。”
“我明白了。”
挂了电话，加代坐在柜台后头，把搪瓷缸子里那点茶喝完了。缸子磕掉一块瓷，露着里头的白。
第三天，吴老歪的人又递了话。五万二，三天之内，过时不候。
加代把手上能动的东西数了一遍。表行柜台上八千，银行里三万二，加起来四万。还差一万二。
那三天，他去了三个地方：表行、老冼那间做铺面生意的屋、还有银行门口。
表行里的人他一个字没提。柜台里那八千，是他自己一个人收的。
阿海看见他从柜台底下拿钱，问了一句。
“哥，你拿钱干啥。”
“进货。”
“进货不从柜台拿钱啊。”
“这回从柜台拿。”
那几天铺子里的活是加代自己盯的。阿海看他眼圈青着，问了一句。
“哥，你是不是有事。”
“没事。”
“你这两天天天在柜台后头坐着，也不出去。”
“坐会儿不行。”
那个月他刚把回货的钱付了。柜台上新摆上来的三百只表，是他跟广州上家老郑拿的，钱付了一半。
远刚的娘在黑龙江老家。前年有人捎过两回口信，说儿子寄回去的钱她收到了。
这件事表行里没人知道。第二天伙计阿海看他一天没吃饭，问了一句。
“哥，你咋不吃饭。”
“不饿。”
“远刚啥时候回来。”
“过两天。”
这五个字他说得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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