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写于1980年6月22日，全文如下：
耀邦、乔木同志：
关于封建主义问题，我曾建议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补上这一课，并认为可利用十二大召开的机会去进行。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传开，我想可否在八月人大、政协开会期间，请小平同志在政协开幕时作个演讲，谈谈 。经过两个会议讨论和作为文件发下去，可以掀起舆论，并为十二大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作为思想准备。（我想十二大党章报告中将作必要的阐述）
此 致
敬礼
李维汉
6·22日
按：
一，李维汉提出反对封建主义遗毒的建议，系统的谈话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底，他与胡耀邦的谈话。彼时，李住院，胡去探望。李结合自己五十多年党内生活经历，详细谈了他对封建主义思想在党内遗毒的认识。胡非常赞同，并说，自己考虑这一问题也非一日。胡认为“这件事我看只有小平同志来领导进行才行”，建议李直接找邓小平谈谈反封建这个问题。李接受胡的建议，这就有了他去见邓小平的第二次谈话。
第二次谈话时间，是1980年5月24日上午，这是信中所言“我曾建议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补上这一课”的出处。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石光树在《李维汉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遗毒》（《百年潮》1999年第第5期）一文中，摘要披露。
5月31日，邓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专门讲到与李谈话的内容，并说“李维汉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值得重视”。
第三次是1980年6月19日，李维汉与《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理论部主任编辑宁培芬的谈话。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人上门，李维汉感到惊讶：“你们从哪里知道的？中宣部传达了？我和小平同志只有两个人谈，是他说出去的？这两天都有人来找我谈这个问题。”显然，是邓与乔木、力群谈话后传开的。这是信中所言“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传开”的出处。
这次谈话中，李维汉说：“现在要我写文章还不能写，我还要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既然你们赞成我的意见，就希望小平同志出来说话。”3天后，李维汉果然就给耀邦和乔木写下这封信。至于为何收信人加上了胡乔木，下边再说。
关于这次谈话内容，在余焕春《编辑部风云 1965-1989的人民日报》一书中，有完整的记录稿披露。
二，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全国政协副主席，而邓小平时任主席。这是他建议邓小平“在政协开幕时作个演讲，谈谈”的来由。
三，李维汉为何三次提出反对封建遗毒的建议？当然是他跟耀邦说的“自己五十多年党内生活经历”的深切反思；而直接的诱因，是当时报纸上又开始提“兴无灭资”的口号。
大致从1957年反右派开始，“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的口号滥觞，到“文革”，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支柱之一。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开放改革的国策。开放，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引进、学习新技术，现实逼着人们重新审视“兴无灭资”这一口号；而思想解放的潮流，也促使人们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出质疑。由此，1979年五六月间，报纸上开始讨论“兴无灭资”这一口号的正当性。总的趋向是，让它自生自灭。
不料，1980年四五月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时，重又肯定“兴无灭资”这一口号，引起知识界广泛议论。自然，也引起李维汉的注意。这是他为什么与胡耀邦谈话半年后才找邓小平谈这一问题的原因。5月31日，邓小平与乔木和力群的谈话中说：“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钟头”，可以佐证。
四，胡耀邦呼应李维汉与邓小平的谈话。1980年6月10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讨论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提出要从两个根本问题上考虑：一是制度问题，二是思想舆论问题。他说：“从制度上说，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是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 身 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什么事情都叫一把手点头，一把手不点头就办不了。他一辈子总在上面，下面的人提了不同意见，不晓得哪一天被他抓了小辫子挨整。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同这个国家制度相联系的是社会意识形态问题。我们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的洗礼，资产阶级民主同封建专制来比是很大的进步。我们革命后无形中发展了封建的东西。现在的宣传再不能搞封建这一套，再搞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搞不正之风的人为什么胆子那么大，他有了寄托，借那个封建的东西来当官，在封建的保护伞下搞坏事。扯破那把保护伞，半年时间不行，我说那得搞三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
五，在6月19日与《人民日报》汪子嵩、宁培芬的谈话中，李维汉说：“你们回去告诉胡绩伟同志，现在不要我们写文章，将来可以写，现在他要去做胡乔木同志的工作……。”为何李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他有所风闻，乔木对这个提法有保留。他在致胡耀邦信又加上胡乔木，我理解，这也是在“做胡乔木同志的工作”。
乔木是否给李维汉回信？没有看到材料。不过，倒是看到他写给胡耀邦的信。信中说：“对于批判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需要有慎重的准备。究竟反对什么，纠正什么，如何改革，需要明确规定，以免一哄而起，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组织上的混乱。此外，而于实际解决帮助不大。现在只提反封建主义而放松反对资本主义惟利是图、损人利己和各种恶性腐化现象，也不妥当。因此，建议指定几个人先研究一下，提出方案，经书记处讨论后，再定是否在政协会上提出来。”
这封信，《胡乔木书信集》中有收录，我看到的铅印稿与此略有文字不同。而且，“书信集”说，信写于6月23日，铅印稿说写于6月25日。哪个日期对？姑且存疑。
胡乔木是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他的意见，耀邦也得尊重。25日当天，他将乔木信转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廖井丹和贺敬之，并在信中说，“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望敬之早日提出几条意见，报书记处”。“请（王）任重同志指示中宣部所属几位同志准备。七月份（底）讨论”。催促之意，溢于言表。
中宣部印发了胡乔木的信，并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会上，胡乔木主张“几个人研究提出方案”之前，一律不准宣传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和制度改革。
7月16日，胡乔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说：“反对封建主义遗毒这样的口号，现在还没有定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用什么样的口号最合适”。“究竟我们所说的反对思想上、政治上的封建主义残余，是指的一些什么现象？这个问题确实不是非常明显、非常容易答复的问题”。
8月5日，胡乔木就中央发出的一个“指示”致信胡耀邦，建议将“扫除封建主义遗毒”一语改用“肃清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资产阶级也宣传个人创造历史）”。
乔木的几个连续动作，委婉、谨慎，反对。我的老领导郑惠后来接受邢小群访谈时说：“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乔木意见很大，本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李维汉专门和邓小平谈，小平同意了，中央准备这么做了，你来这么一下，你又没有去研究，你还强调批封建主义不能不批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国内主要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好多东西我们还不了解，根本不是批的问题。”
看来，李维汉提出要“做胡乔木同志的工作”，没有效果。
六，还要说到的是，文革结束后，党内高层注意到封建主义遗毒或者残余的重大问题，不止李维汉一个人，叶剑英提出得更早。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说：“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胡德平认为，叶剑英是“倡导破除封建主义迷信的第一人”。此言不虚。
最后，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深度历史类公号，我也常看。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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