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的工地上，钢筋水泥的灰色调里，老周蹲在塔吊阴影下，把安全帽里藏了三个月的东西掏出来——一枚用工资卡里攒了半年的钱换来的钻戒，在晨曦里闪了一下。
他把它放回帽檐内侧的夹层，那地方本该插着草帽，现在被一枚钻戒占着。帽顶的灰尘落在戒面上，他小心地吹了吹，那动作虔诚得像在擦拭什么圣物。
工友们都笑他，说买那玩意儿干啥，不如给娃交学费。老周不吭声，只是每天收工后，用破了袖口的工装布头，把那枚戒指擦得锃亮。安全帽成了他私人的保险柜，戴着帽子上工，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眼睛，他舍不得摘帽擦汗，就怕磕着那枚小小的戒指。
钢筋上的电焊花溅在他手背上，烫出密密麻麻的小白点。他数着日子，等着回家的火车票。工地的夜格外长，他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床铺打呼噜的声音，心里盘算着那枚戒指的大小——她戴上去会不会松？
那天傍晚，他在十二楼的脚手架上，透过没装玻璃的窗洞看见远处城市的霓虹灯亮起来。他想，她在这城里打了十年工，腰累弯了，头发白了几根。他记得她说过，结婚时连个像样的戒指都没买。
春节前的最后一天工期，老周坐上了绿皮火车。安全帽放在膝盖上，手一直按着帽顶，像护着什么命根子。火车哐当哐当颠簸了二十个小时，他终于站在自家门口。母亲迎出来，忙活着做饭。老周却在地里找到她——棉袄上还粘着草籽，手背干裂得不像样。
他这辈子没说过什么漂亮话。他从怀里捧出那顶工地上戴了四年的安全帽，扣上带着泥，然后单膝跪在田埂上，把帽檐翻转过来。那枚被反复擦拭的钻戒，静静躺在汗渍和灰尘覆盖的布料里，在冬日夕阳下，反射着微弱却固执的光。
“我在工地上攒的，工资都搁这帽子里。”他声音发哑，像嗓子里落了灰，“嫁给我。”
她愣住，然后笑了，眼泪却唰地流下来。她伸出手，那手指上还带着洗不掉的草汁印。戒指戴上，在粗糙的指根上微微滑动，她握紧了拳头，像怕它跑掉。
四周老家的麦田卷来干涩的风。没有围观的人群，没有掌声，只有远处一头老牛甩着尾巴。她看着他工装领口缝的线头，看着他晒成古铜色的脖颈，一路往下——那是他在工地上下跪时，脖子上的青筋绷起的弧度。
“傻子。”她说，“回来就好。”
那顶安全帽后来挂在堂屋墙上，帽檐朝里，像一只收拢的掌。村里人路过都要看一眼，说老周拿命换钱还买了这玩意。没人知道，那天在田埂上，她的眼泪滴进尘土里，溅起一小团烟，恰好落在那枚钻戒上，成了他们这辈子唯一的水晶。
工地上的尘土，终归埋在了故乡的泥里。而那枚戒指，一直戴在她手上，洗锅刷碗也没摘过。老周偶尔蹲在门槛上抽烟，会想起那些凌晨洒在安全帽上的月光，和藏在帽檐里的、不敢说出口的想念。
爱到最后，不过是一顶被汗浸透的安全帽里，藏着的一枚有点磨花的戒指。却比这世上所有的星星，都要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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