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222届国会临时会发表施政演说。她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日方将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围绕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加强沟通,通过对话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在谈到美国时,高市仍然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石,还要继续强化威慑力和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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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高市正在中美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日本仍然需要美国,但也不希望美国靠得太近;日本与中国存在分歧,但东京同样承受不起中日关系继续恶化的代价。要知道,自上台以来,高市对华态度可谓非常强硬,为何在此时重提“战略互惠”?有分析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高市越来越清楚,过度依赖美国,会反过来压缩日本自己的政策空间。日本安全上长期依赖美国,这一点短期内很难改变。面对地区安全形势变化,东京希望美国继续提供军事保护,也担心美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在中美元首互动后,高市很快争取与特朗普沟通,本身就反映出东京担心被华盛顿冷落。

然而,当美国把目光转向日本,东京同样开始感受到压力。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就日本财政与货币政策发表意见,从日元汇率到财政支出,再到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美方的关注正不断深入。

这就让东京陷入两难境地:安全上,美国为日本撑腰,东京乐见其成;经济上,美国一旦介入日本内部政策,东京的态度就复杂起来。日本离不开美国的战略支持,却又不愿华盛顿对其财政、货币乃至经济决策拥有过大的话语权。

正因如此,高市需要增加外交回旋空间。中日关系如果长期紧张,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只会进一步加深。一旦东京失去对华沟通渠道,它在中美之间可以调整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高市此时强调对华“战略互惠”,实际上正是日本试图增加外交自主性的一种表现。

其次,日本经济承受不了对华长期紧张的局面。无论日本政府如何强调供应链多元化,中国在日本贸易、制造业供应链及区域经济关系中的分量,都很难被快速替代。日本固然可以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关键矿产、半导体和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也可以推动企业调整采购渠道,但产业链调整既需要时间,也需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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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高市当前本身就面临国内经济压力。物价上涨、财政支出、日本国债收益率以及政府债务问题,都在考验日本政府。如果中日经贸关系继续下滑,日本企业的经营成本将进一步上升,最终压力仍会传导至日本国内。东京当前追求的,就是尽量把安全竞争与经济合作切割开来,防止双边关系全面失控。

最后,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已然逼近。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深圳举行。日本作为亚太重要经济体,高市如果出席,就绕不开一个现实问题:日本打算以怎样的中日关系状态走进深圳会场?如果双边关系持续僵持,高市抵达深圳后,在双边外交安排上将极为被动。日本既想借APEC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也需要为中日关系保留沟通余地。

说到底,高市面对的是一道越来越现实的选择题。日本离不开日美同盟,因此高市要强化日美关系;但美国插手日本事务越来越深,东京又得设法守住自身的战略回旋余地。日本与中国在安全和政治上存在分歧,可中国终究是日本绕不开的邻国,也是重要的经济伙伴。

在这种情况下,高市开始调整对华姿态,并不令人意外。过去一段时间,日本不断加强军力建设,推动安全政策调整,在涉台等问题上也引发中日摩擦。但现实正提醒东京:对外政策如果一意孤行,代价只会越来越高。正因如此,高市眼下需要重新找回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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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市重新提出“战略互惠”,说明东京已经意识到,中日关系继续恶化,日本自身同样需要承担代价。随着深圳APEC峰会临近,日本能否将“建设性、稳定关系”转化为具体政策,能否阻止新的争议再次冲击双边关系,才是衡量高市此次对华调整能走多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