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1点抵达上海的底特律一家五口，本来带着三包止泻药和“生存指南”防备中国；到成都的时候，女儿发烧从进门到拿药只花了42分钟，费用不到200元人民币。一次旅行会怎样改变他们对于安全、公共服务以及陌生人所做出的评判呢？
戴维、凯伦、12岁的本、7岁的莉莉和艾米丽一开始会担心军警、监控、语言障碍以及孩子走失，有人提醒不要拍军人，不要深夜出门。但飞机凌晨一点落地上海之后，真正改变的是行程本身，并不是对危险和安全的认识发生变化。
浦东机场通道干净整齐，标识上带有英文，工作人员会用笑脸来迎接大家的到来。莉莉的粉色箱子卡在了转盘边上，一位工作人员弯下腰来取下它，并且以英语向孩子安慰他们。“好啊！好啊！”他说道，“你们要努力学习哦。”
出了机场，家人看到的是高架上的车流，江边的灯光，在这里经营着便利店、小摊贩的小夜市以及夜里的人群。上海没有像他们想象中那样在深夜沉睡，老人散步、外卖员经过、街上仍然存在着普通人生活。
这样的反差并不是由于城市景观造成的，而是由外部因素所引发的。艾米丽在外滩看到万国建筑、陆家嘴、晨跑者、豆浆摊和来自南美的游客时，在课本上看到的“古老的中国”面前发现眼前的人正迅速生活着。
戴维吃着油条说，古老和向前走并不矛盾。“旅行开始从‘验证担忧’变为重新认识一个国家”。南京东路的小面馆给凯伦留下最深的印象。老板娘看到莉莉咳嗽，主动提出把面做得清淡些，并且加了白萝卜。
凯伦做了十多年护士，对保险、排队、分诊以及费用带来的距离感非常敏感，因此对于对方先看到的是孩子而不是护照或者支付能力这一点尤为在意。莉莉喝完汤之后就喜欢上了这位“奶奶”，这顿饭也使凯伦第一次把公共制度之外的照料感具体地感受到了。
旅途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去西安高铁上戴维因为买到分开的座位，面对哭闹的莉莉以及快速滚动的中文广播而一时焦急地提高了声音。乘务员没有争执，只是安抚孩子然后联系乘客调整了座位位置。
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去换东西，两个孩子立刻就坐在一起了。戴维觉得自己的恐惧是处处有陷阱，把陌生人当成敌人。“西安街巷里”的经历又开始改变了他们。
人流有秩序，老人拖着小行李箱自在行走。一次本追猫时手机摔坏，家人语言不通，一位卖石榴汁的女士找来会英语的侄子，帮忙联系车辆、发送导航。
孩子写下的日记里，有一个简单的感受就是问题还没有说出来就被别人解决了。成都凌晨给这家人带来的是更加真实的处境。莉莉高烧，在酒店前台帮忙叫车，并且注明了“孩子高烧，请优先”。
从进门到拿药用了42分钟，药费和挂号费不到200元人民币。护士可以刷卡，也可以扫码，不着急，并且给儿童戴上熊猫发箍。戴维想到女儿三岁的时候在美国急诊等待120分钟、缝两针账单达到3800美元的事情。
两种医疗系统不同，但是通过这次经历他认识到费用、等待以及对待病人态度会对家庭中人对于安全感的认识产生影响。在都江堰的退休历史老师老周并没有把中国当作有缺点的地方。
他认为有拥挤、嘈杂和很多规则，但是有时候也会使人们感到烦躁。但是他说明，晚上还有人出去，并且依靠的是长期形成的服务供给、社区秩序以及风险的应对。
派出所、道路、监控以及街边正在营业的店铺一起就成为普通老百姓可以生存下来的因素了。安全不是坏人完全消失，而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周围的人或机构可以接到你。
艾米丽后来写到中国不是乌托邦，但是有把“我们”放在“我”前面的生活体验。她重新理解了父亲说的自由，即可以发表意见很重要，但是老人敢于夜跑、孩子敢于在街边活动、病人敢于半夜求助也是生活中的自由。
戴维最终承认，自己以前并没有见过文明，只是常常从新闻、传闻和他人的恐惧中认识中国。回国飞机上一家人的笔记本又被写满了面馆里多出的照顾、高铁上的换座、陌生人给的导航、深夜医院里的退热贴以及熊猫发箍等。
艾米丽之后选择了学东亚研究，本来是学交通工程的，但是她开始思考的是美国为什么会不能建设同样的高铁；而莉莉则记得了那个曾经把她当成孩子、又将她当成外国人来对待的护士。
戴维还会喝冰啤酒，抱怨天气，但是因此就认为中国没有问题。但他不再只是用新闻来判断一个国家。第一次中国之行真正改变的不是他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看法，而是一种世界不只有一种活法的认识，在深夜里可以被一盏灯、一碗面或者一个愿意帮忙的人所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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