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十年前，我身无分文蹲在火车站，一个陌生姑娘借给我五千块。
十年后，我攒够了钱，揣着一个厚厚的信封，按着当年留下的地址登门还钱。
门开了，站在门口的不是她，是一位穿着黑衣、胸前别着白花的老太太。
她看着我手里的信封，忽然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姓许？”
我整个人僵在了门口……
我叫许志诚，今年三十九岁，四川绵阳人，现在在成都开了一家小型的装修公司，手底下二十来号人。
可十年前，我是个连一碗面都吃不起的人。
那年我二十九岁，在广州一家建筑工地做木工。我不是没本事，我是没运气。
先是跟着一个老乡包工头干了两年，活干完了，工头卷着工钱跑了，三十多号工人，整整被拖欠了四个月的工资。我一分钱没拿到，还搭进去自己买的工具钱。
后来我自己去接散活，给人家装修房子。第一单还没做完，客户跟我吵了一架，说我做得不好，压着尾款不给。我拿不到钱，房租交不上，被房东把行李扔到了楼道里。
那是十一月，广州已经入冬了，夜里的风带着一股湿冷，往骨头缝里钻。
我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套刨子凿子，还有一张我妈的照片，在街上走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中午，我走到了广州火车站广场。
我蹲在台阶上，兜里只剩下三块二毛钱。
我想回家。可是回家的车票，要一百八十六块。
那个时候，我连这个数都凑不出来。
我坐在台阶上，抱着蛇皮袋，看着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有拖着大箱子赶火车的，有举着牌子接站的，有一家人高高兴兴拍照的。
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
我低下头，把脸埋进膝盖里，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我这个人，从小就好面子。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在镇上卖菜，供我读到初中毕业。我十六岁出来打工，发誓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家。
可现在，我快三十岁了，什么都没有。
“你没事吧？”
一个声音，从我头顶上传来。
我抬起头，逆着光，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大概二十五六岁，扎着一个低低的马尾，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
她蹲下来，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同情，也没有怜悯，只是很平静地问：
“你是不是丢了东西？”
我摇摇头，嗓子哑得说不出话。
“那你在这儿蹲了好久了。”她说，“我下午两点的车，早上十点就看见你了。”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有人注意到我。
“我……我没钱买票。”我终于说，声音小得像蚊子。
“去哪儿？”
“绵阳。”
她点点头，没再问，伸手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在上面写了几行字，递给我。
“这是我的地址和电话。”
我下意识接过来，是一个陌生的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后面是一串号码。
“你先去买票。”她说，“再去吃点东西。”
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了一个信封，放在我手上。
信封很厚。
我吓了一跳，赶紧推回去：“不不不，我不能要。”
“不是给你。”她说，“是借你的。”
“五千块，你拿着，先回家，找个工作。等你有钱了，再还我。”
我愣住了：“你……你不怕我不还吗？”
她笑了笑，那是个很淡很淡的笑，嘴角微微抬起，眼睛却很亮：
“我看人，一般不会错。”
“可是，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名字不重要。”她站起来，拍了拍风衣上的灰，“地址上写了，你记住就行。”
说完，她拎起帆布包，转身，走进了人群里。
我握着那个信封，在原地呆坐了很久很久。
那天，我第一次，在广州这个城市里，被人当成了一个“人”。
我没敢当场打开信封，直到坐上回绵阳的火车，才偷偷看了一眼。
里面是五千块现金，整整齐齐，五十张一百。
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路不会一直难走。”
我把那张纸条，叠得方方正正，放进了贴身的衣兜里。
回到绵阳，我没敢告诉我妈真相，只说工作不顺，想回家歇歇。
我在家休息了半个月，然后拿着那五千块，去了成都，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进了一家装修公司做学徒。
我从最底层的木工做起，白天干活，晚上学习识图、预算、材料，睡在公司的工具房里，一个月不到一千块钱。
我每个月，雷打不动，存下六百。
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这五千块，我一定要还。不止要还五千，要还她一个，不丢人的我。
第一年，我存了七千二。
我拿着钱，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去找过一次。
那是一个老小区的二楼，门口贴着一个褪色的福字。我敲了很久的门，没人应。
邻居说：“这家人，出远门了。”
我没敢多问，把钱又带了回来。
第二年，我又去了一次。
门还是锁着的。
第三年，我已经升成了工长，工资涨到了五千。我带着一万块，在去的时候，那个小区在拆迁，整栋楼都被围起来了。
我站在围挡外面，看着满地的砖头瓦砾，心里空落落的。
我拿出那张已经发黄的纸条，一遍一遍地看。
纸上的地址，已经不存在了。
可我没有放弃。
我开始托人打听，在网上发帖，甚至去过当年那个小区所在的街道办。工作人员翻了半天登记册，说：
“你要找的那户，我们这儿没有记录。”
我只好作罢。
可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像一根拔不掉的刺。
第五年，我辞职，自己开了公司。
第七年，公司有了固定的客户，我在成都买了一套小房子，把我妈接了过来。
第八年，我妈病了，一场大病，花了二十多万。我妈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
“诚娃，你要记得，别人对你的好，一定要还。”
我点头：“妈，我记着。”
“那五千块，你还了没？”
我愣住了。
原来，我妈早就知道了。
她说：“你回家的那天，我就看见你包里的信封了。”
“我没问你，是怕你心里难受。”
我握着我妈的手，哭得说不出话。
第九年，我妈走了。
走之前，她反复叮嘱我一件事：“一定要找到那个姑娘。”
我答应了。
我妈走后，我整个人消沉了好几个月。
直到有一天，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翻出了一个旧饼干盒，里面放着那张纸条，上面写着“路不会一直难走”。
还有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背面是我妈的字：
“我儿子，是个好人。”
我捧着那个饼干盒，坐在地板上，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不管多难，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请了一个私家侦探，花了三万块，只查一件事：十年前，成都市锦江区某老小区，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性，名字不详，大概特征如下。
一个月以后，侦探给了我一个新地址。
“她搬过家。”他说，“现在的住址，在成都郊区的一个镇上。户主的名字，叫尹秋月。”
尹秋月。
我把这三个字，念了很多遍。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恩人的名字。
那年的十月，是我借钱的整整十周年。
我提前一个月，准备了一切。
我取了二十万现金，装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不是为了炫耀，是我想，十年了，五千块早就不止这个价值。
我又去商场，挑了一件羊绒围巾，一盒茶叶，还有一束她可能会喜欢的百合。
出发的那天，成都下着小雨。
我开着车，沿着国道一路往郊区走，雨刷在挡风玻璃上一下一下地摆动，窗外的稻田已经收割过了，只剩下一片金黄的稻茬。
两个小时以后，我到了那个镇子。
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镇，一条主街，两边是老旧的砖房，空气里带着一股泥土和柴火的味道。
按照地址，我找到了一栋临街的二层小楼，门口种着几棵月季，已经过了花期，只剩下干枯的枝条。
我把车停在路边，深吸了一口气，拿着东西，走到了门前。
大门是深红色的老式木门，门楣上，贴着一副白色的对联。
我的心，忽然咯噔了一下。
白对联。
我仔细看了看，上联写着：“音容宛在”，下联写着：“德泽长存”。
我整个人愣住了。
这是……丧事。
我站在门口，手里的百合花束，突然变得千斤重。
我不知道该敲门，还是该转身离开。
犹豫了很久，我还是抬起手，敲了三下。
没人应。
我又敲了三下。
过了很久，门里传来了一阵缓慢的脚步声。
门，吱呀一声，开了。
站在门后的，是一位大约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袄，胸前别着一朵小小的白花。
她的眼睛红肿着，脸色蜡黄，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精气神。
她打量了我很久，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百合上，又落在我手里的牛皮纸信封上。
然后，她用沙哑的声音，轻轻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姓许？”
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手里的花，差点掉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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