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幻化如泡影|书剑|元曲|姚燧|旧曲|江南|泡影|白居易

元曲系列之18

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

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初读这几句，我还以为是唐朝哪位边塞诗人、或宋朝哪位婉约词人写的。很难想象，它竟出自元代大儒姚燧之手。如果翻开史书关于他的记载，你断然不会把这首《凭阑人·寄征衣》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的朝廷重臣联系在一起。

姚燧，字端甫，号牧庵，祖籍营州柳城，后落籍洛阳。他三岁丧父，由伯父姚枢带到苏门抚养，十八岁起受学于名儒许衡。他诗、文、词、曲无一不精，尤以文章名世。张养浩曾感叹，国初文章独步天下，唯牧庵姚公一人；贡奎在诗中赞道“柳城姚公天上客，海内文章今第一”；《元史》亦称“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一个写得出“妾身千万难”这种柔婉之语的人，同时又是一代文章宗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叠在一个人身上，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我今天要说的，并非这首闺怨小令，而是他的《中吕·醉高歌·感怀》。“中吕”是宫调，“醉高歌”是曲牌，同一曲牌连写四首且内容相连，曲家称之为“重头小令”：

十年燕月歌声，几点吴霜鬓影。西风吹起鲈鱼兴，已在桑榆晚景。

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头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那个临危自省？

岸边烟柳苍苍，江上寒波漾漾。阳关旧曲低低唱，只恐行人断肠。

十年书剑长吁，一曲琵琶暗许。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

具体创作时间已难确考，但从“桑榆晚景”来看，应是他年事已高、宦游江南之时。他大德五年出任江东廉访使，后转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曲中的湓浦正是如今的九江，地处江西。一个三岁失怙、随伯父长大的孤儿，走过北方，走过南方，晚年忽然停下来，在醉意里写下这四支曲子，像是给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不隆重、却很诚实的小结。

我愿意把它们看成姚燧一生的四个侧面。

第一支，是思归。“十年燕月歌声”，燕指大都，当年京城里的意气与歌声，隐约还叠着荆轲、高渐离燕市悲歌的影子；“几点吴霜鬓影”，吴霜是白发，又带着江南的寒意，京城的繁华与江南的冷，在这一句里碰了一下头。“西风吹起鲈鱼兴”，用的是张翰的典故：秋风一起，想起吴中的莼羹鲈脍，留下一句“人生贵得适意尔”，辞官便走。姚燧是北方人，吴中并非他的故土，他不过是借张翰的归意，来写自己的倦意；“已在桑榆晚景”，日落桑榆，人已暮年。那倦意不是拍案而起的，而是西风一吹，心里默默生出的一点想回去的念头。

第二支，是看破。“荣枯枕上三更”，荣辱得失，半夜枕上想得最清楚，隐约有黄粱一梦的影子；“傀儡场头四并”，戏场上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四美俱备，热闹得很，台上的人却都是被牵着线的木偶。“人生幻化如泡影”，这是一个在元朝制度成熟期做到大官的人，对自己半生下的判词；“那个临危自省？”问得不重，却问得准：事到临头，有几个人肯真正回头看自己一眼？他没有站在高处指点别人，而是先把自己也放进了泡影里。有学者指出，姚燧的文章下至百官、上至忽必烈都敢批评；读过那些直言不讳的文字，再回头看“那个临危自省？”，便知道这一问绝不是无的放矢。

第三支，是在路上。“岸边烟柳苍苍，江上寒波漾漾”，先铺开一幅苍茫的江景；“阳关旧曲低低唱，只恐行人断肠”，唱的是《阳关》，却不敢高声，生怕唱得太尽情，惹得行人真的断肠。“低低”二字，既是克制，也是不忍。元代文人多漂泊，送别是常事，这一支里有个人的离情，也有一代人在路上的影子：用旧曲送旧人，送来送去，只剩一声低唱。

第四支，是自况。“十年书剑长吁”，书剑，是文人宦游的行装；“一曲琵琶暗许”，借的是白居易《琵琶行》里江州夜送客、闻琵琶的故事；“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月明、江上、湓浦、兰舟、夜雨，原是白居易的意象，在这里也成了他自己的。有意思的是，白居易是被贬的江州司马，姚燧却是朝廷重臣，他借的并不是贬谪的遭遇，而是那份天涯沦落、书剑飘零的心境。用唐人的故事写自己的羁旅，既是咏古，也是自照。

这四支曲子，典故用得密，却不板滞。张翰、白居易，还有隐约的荆轲、高渐离，都成了他的影子；景与情、古与今互相映照，淡而不枯，深而不露。它们像大德年间午后的光线：光还在，风起来了，影子被拉长，人开始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

大德年间，元朝统一天下已二十多年，制度渐熟，文气渐盛，天下大体有了秩序。姚燧在这样的时代里，走过北方，走过南方，做过秦王府文学、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江东廉访使、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后来入朝为太子宾客，授荣禄大夫，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在元代前期的曲家里，他不走豪放，也不走艳丽，偏于典雅从容的一路。《醉高歌·感怀》不是大声疾呼，而是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叹一口气。

如果把他的一生压成几个画面：苏门山下随伯父读书的孩子，大都燕市里意气风发的青年，江东、江西之间奔走的中年官员，还有那个在醉意里写下四支小令的老人，那么这四支曲子，恰好对应着画面背后的心情。一个被推为一代文章宗匠的人，晚年写下“人生幻化如泡影”，这两句放在一起，不是矛盾，而是互相成全：文章做到极处，才知道文章也留不住什么。

他一生走得远，见得多，写得重，也写得轻。重的时候像山，轻的时候像风。到了晚年，那些旧事、旧人、旧路一一浮上心头，有些想说，又不必全说；有些想寄，又未必寄得出去。人到暮年，许多事都在“寄与不寄间”，只剩一点难言的心意，随风落进了曲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