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三农学者李昌平发出预警，提醒各方警惕水稻产业化正在复制生猪产业化的路径。他指出，一旦收割、烘干、仓储等关键环节被少数资本垄断，千千万万小农户就会被产业链"卡脖子"，最终被动退出。
要理解这一警示的分量，不妨先看看当下生猪产业正在经历怎样一场寒冬。"菜比肉贵，猪肉价格低过姜和蒜"，这是今年发生在菜市场里的真实一幕。
今年3月底，生猪价格已跌至8年新低，海南等省份的价格甚至不足每斤4元。素有行业晴雨表之称的猪粮比，在4月4日已跌至4.23比1，远低于5比1的一级预警线。
农业原本就属于周期性极强的细分领域，而猪周期更是整个中国经济中最为独特且影响深远的现象之一。过去多年，猪肉市场一直遵循着明显的周期波动，然而本轮周期磨底的时间之长、跌幅之深、去化之难，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历史级罕见局面。
表面上看，供给端的能繁母猪存栏量已在逐步下滑，但实际上，巨头企业的养殖效率已大幅提升，非洲猪瘟的影响已显著减小，而且相比以往，牛羊鱼和禽类的替代效应正逐步显现。生猪养殖行业有史以来最煎熬的至暗时刻已经来临。
进入2026年，受春节假期影响叠加前期产能集中出栏，供应短暂趋缓，生猪价格出现了短暂冲高，在1月中旬来到每公斤13.24元的年内高点。然而业内期待的周期反转并未来临，猪价很快掉头向下。
1月下旬开始，猪价自高点回落，2月下旬更是以45度角直线下坠。进入3月份，生猪供销进一步失衡，产能集中释放的同时需求承接不足，生猪价格滑落至每公斤10元左右。
要知道，全行业平均养殖成本在每公斤13元以上，龙头企业如牧原也需每公斤12元，这意味着整个行业已经陷入了大面积亏损，自繁自养模式下头均亏损或已超过每头400元。生猪价格下跌的同时，玉米和豆粕的价格却在一路走高。
3月初，新希望、双胞胎等数十家头部饲料企业宣布调价，猪饲料每吨上涨50至100元不等。养殖户陷入了卖一头亏一头、留着更亏的两难窘境。
4月1日，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已宣布开展2026年第二批中央冻猪肉收储工作，然而宏观调控之手只为托底，两轮收储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猪价艰难磨底仍在持续。
从历史的后视镜中观察，过去多年养猪业遵循了典型的周期性波动规律：价格上涨，养猪盈利，产能扩张，价格下跌，产能出清，供需再平衡。一般而言，完整的周期循环约为3至4年，然而本轮周期却十分漫长。
观察自2006年以来的六轮周期轮动，下行时间均值约为23个月。如果以2022年末高点算起，至今下跌通道已长达40个月；倘若以2020年底的高点来看，这一场下降周期更是长达64个月，远远超出了过往的阈值。
要想理解引发反常周期的内因，仍需观察供需变化逻辑。截至2025年底，我国能繁母猪存栏量降至3961万头，较前年去化116万头，但仍高于农业农村部3650万头的调控目标。
能繁不增不代表供给不增，这正是本轮周期最大的反常点。在能繁母猪减少的情况下，2025年猪肉产量却创下5938万吨的历史新高，全年生猪出栏71973万头，同比增长2.4%。
反常的背后，是在育种技术、养殖智能化的加持下，生产效率改善、育肥效率提升。2025年PSY已从2017年的17.38头攀升至24.34头，头部企业甚至超过29头。
与此同时，行业进一步集中。去年出栏量超百万头的猪企达39家，合计出栏2.95亿头，增幅高达24.5%，贡献了全国的41%，占比抬升9个百分点。
相比散养户，养猪集团拥有更厚实的资金链和成本控制能力，主动去化意愿较弱。需求端，居民饮食结构更加丰富，猪肉的消费比重已从2018年的62.1%降至2025年的57.9%。
产能出清的虚晃一枪，加上消费动能承接不足，意味着这场超级反常周期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参与其中的中小型养殖户们已无法承受这种灭顶之灾。巨无霸牧原全年出栏接近7800万头，还给出了2026年7500万头至8100万头的指引。
全国出栏7.2亿头，牧原一家就分掉了11%。牧原去年完全成本约每公斤12元，年度降幅达14.3%，领先行业约20%。
德康、温氏、新希望等头部企业都在成本线上疯狂厮杀，并向上游饲料或向下游屠宰肉食拓展。即便是行业龙头，自去年三季度开始净利润便急速骤降，第四季度利润暴跌90%，仅剩7.08亿元。
当生猪价格跌到每公斤10元或更低位置，牧原的养殖板块也将步入亏损。行业龙头尚且如此，其他玩家的艰难可想而知。
告别过去20年的大震荡、大周期、大波动时代，养猪业已经迈入了微利内卷、成本效率为王的新阶段。在育种技术、人工智能加持下，成本绞杀、规模肉搏已经成为常态，而且几家大型企业主导的肉搏战，竞争更是惨烈。
单纯靠研究猪周期获得投资收益，或试图靠规模和资金优势扛过行业低谷、然后在上行周期暴赚一笔的时代，几乎已经彻底消亡。正是生猪产业当前的这种困局，让学界对水稻产业的发展路径高度警觉。
李昌平指出，一旦屠宰和冻肉储备被少数企业垄断，千家万户就近养殖、就近销售的传统模式便难以存续。散户要承担屠宰及长途运输成本，议价权完全丧失，盈利空间被持续挤压，整个产业快速滑向寡头化。
更为严重的是，散户退出之后，"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的农牧大循环随之瓦解。猪粪本是农田宝贵的有机肥，秸秆和下脚料本可就地消纳为饲料，这一闭环断裂后，秸秆处理反而演变为全国性治理难题，规模化养殖带来的粪污集中排放又引发新的环保压力。
而当少数寡头掌握了供给调节权与定价权，老百姓吃上物美价廉猪肉的时代也随之终结。反观水稻产业，相似的隐忧已然显现。
南方小农户大多没有烘干和仓储条件，收获的稻谷含水率高，遇阴雨天气极易霉变。过去村里有集体晒场可以自行晾晒，如今晒场大量消失，小农户只能依赖外部服务。
若政策资金一味扶持少数企业垄断收割、烘干、仓储等关键环节，而忽视镇村集体建设产后服务体系，小农户便会被卡脖子，被迫在收获季集中低价售卖，定价权拱手交出，微利空间彻底丧失，最终被迫退出水稻种植。
资本掌握大量库容后，便可在收获低谷压价收购，在青黄不接时择机抛售，形成"稻贱米贵"的扭曲格局，产业链两端的农民与消费者双双受损。亿万小农户既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盘，也是防止农村大规模返贫的压舱石。
生产主体一旦过度集中，抗风险能力下降，粮食安全与防返贫两条底线便同时承压。农业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资本寡头化，收割、烘干、仓储等社会化服务固然重要，但补贴资金应当优先投向村社集体与乡镇联合社，把关键服务能力掌握在农民组织手中。
社会化服务由村社共同体来办，目的是保护小农；一旦被少数资本垄断，服务工具就会异化为挤压小农、攫取垄断利润的武器。生猪产业的前车之鉴，水稻产业必须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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