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南宋朝廷发生了一场政变。
这场政变的起因是宋孝宗赵昚去世。
赵昚当了二十七年皇帝，在淳熙十六年退位，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惇，也就是宋光宗。
光宗继位之后没几年就疯了。
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精神疾病，时而清醒时而癫狂，发起病来连自己的父亲孝宗都不认。
孝宗病重的时候，光宗不去探望；孝宗去世的时候，光宗拒绝主持丧礼。
满朝文武急得团团转，最后在宗室赵汝愚和知枢密院事赵彦逾的主持下，由太皇太后吴氏出面，宣布光宗退位，立他的儿子赵扩为新皇帝。
这场政变在历史上被称为“绍熙内禅”，是南宋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宫廷政变。
政变成功之后，赵扩登基，是为宋宁宗。
赵汝愚因为拥立有功，被任命为宰相，成为了朝中的头号人物。
但赵汝愚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他太正直了。
他当上宰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推行他所谓的“新政”，召回了被贬斥多年的道学先生们，把朱熹等一帮理学家请到了朝中担任要职。
朱熹当上了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也就是皇帝的老师。
赵汝愚的初衷是好的，他想用理学来整顿朝纲，恢复儒家的纲常秩序。
但他忘了一件事——朝堂不是书院，政治不是讲学。
朱熹那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用来教化士子也许管用，用来治理国家就是另一回事了。
更要命的是，赵汝愚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得罪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韩侂胄。
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母亲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他自己又娶了吴皇后的侄女。
这一连串的姻亲关系让他在宫廷中有着深厚的人脉。
绍熙内禅的时候，正是韩侂胄通过吴太后的关系打通了关键环节，才让政变得以顺利进行。
但政变成功之后论功行赏，赵汝愚被任命为宰相，韩侂胄却只被封了一个宜州观察使的虚衔。
韩侂胄心里极度不平衡——我出的力不比你少，凭什么你当宰相我只能当一个闲官？
赵汝愚大概也觉得自己理亏，就想给韩侂胄一些补偿，提出让他担任节度使。
但韩侂胄的胃口远不止一个节度使，他要的是进入宰执班子，要的是权力。
赵汝愚拒绝了他，理由是“外戚不宜干预朝政”。
这个理由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是一刀切在了韩侂胄的软肋上——你韩侂胄是外戚，所以你不能掌权。
韩侂胄把这笔账记在了心里，开始暗中谋划。
韩侂胄的策略很聪明。他知道赵汝愚的软肋在哪里——道学。
赵汝愚把朱熹那帮道学先生捧上了天，给了他们巨大的话语权。
但这帮道学先生有一个毛病：他们太喜欢讲道理了，讲起道理来谁都不认，连皇帝都敢怼。
朱熹当侍讲没几个月，就在经筵上当着宁宗的面批评朝政，劝谏皇帝不要过多参与政务决策，应当垂拱而治。
宁宗年轻气盛，被一个老头子当面教训，心里能舒服才怪。
韩侂胄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安排自己的亲信在宁宗耳边吹风，说道学先生们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架空皇帝。
宁宗听进去了。
庆元元年，赵汝愚被罢相，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
朱熹也被解除了侍讲之职，赶出了临安。
紧接着，韩侂胄发动了对道学集团的全面围剿。
他把赵汝愚、朱熹、彭龟年、陈傅良等一批道学人士列为“伪学逆党”，开列了一张五十九人的名单，全部罢官贬斥。
这份名单在历史上被称为“庆元党禁”，是南宋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清洗。
庆元党禁从庆元元年（1195年）一直持续到嘉泰二年（1202年），前后约七年。
这七年里，道学被宣布为“伪学”，道学家的著作被焚毁，道学弟子被禁止参加科举。
临安城里的书院被关闭了大半，讲学之风几乎绝迹。
赵汝愚在被贬的途中病逝于衡州，正史记载为病故。
朱熹在庆元六年病逝，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甚至不敢公开为他送葬。
韩侂胄用这场清洗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从此独揽朝政，成为南宋历史上继秦桧之后的又一位权相。
韩侂胄掌权之后干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他禁了道学，但主张北伐。
禁道学和主张北伐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其实并不矛盾。
道学主张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对外主张的是“以和为贵”，道学家们大多反对主动挑起战争。
韩侂胄要把这些人的影响力彻底清除，同时他需要用北伐来立威——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足以让他封王拜相，成为大宋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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