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大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因病于2026年10月9日凌晨辞世，享年92岁。
楼宇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佛教史及易学研究，代表作有《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荀子新注》《王弼集校释》等，主编《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2025年，《楼宇烈文集》（八卷九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楼宇烈祖籍浙江嵊州，1934年出生于杭州，后随父母在上海读书，在上海住过好几个地方，比如八仙桥、西藏路、大世界等。少年在上海生活的经历让楼宇烈印象深刻，他曾回忆，“我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上海开放包容，老师什么都讲，我对文史哲数理化都感兴趣，就是受当时老师的影响。那时学校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老师同学们常常一起跳舞唱歌旅行。”
1955年，楼宇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之所以选择哲学系，“是因为当年考大学时希望文科理科都继续学习。当时看到北大哲学系是文理结合的专业，所以就报考了”。
在北大的求学路上，蔡元培、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先生都对楼宇烈产生了很大影响。1960年，他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61年底借调至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组参与编纂《中国哲学史》。
2016年，楼宇烈曾带着新书《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出席上海书展。当时，谈到何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他表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
对于国学热，楼宇烈则认为，“今天的社会，最重要的不是经典语言的记忆或者背诵，而是传统文化的精神怎么样去践行的问题。”
上世纪末，楼宇烈写过一篇文章《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他在文中提到，“二十世纪我们的文化明显存在两大不平衡。一是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比例失衡，西方文化所占比例远高于传统文化，体现在教育、社会等多方面。二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比例失衡，人们总觉得科技发展是实实在在的，人文则可有可无。”他期待这样的不平衡可以慢慢被纠正：中国传统文化的比例与西方文化的比例至少要相等，而人文科学应该比自然科学所占的比例还要多些。因为，科技越是高度发展，就越离不开人文的指导，如果没有人文来指明科技发展的方向，科技就有可能走上邪路，甚至最后局面失控。
楼宇烈强调，“我们要更热情、大胆地去拥抱自己的传统文化，建立起一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所谓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就是要对传统抱有理解、认同和尊重，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与其他文化平等地比较与交流，才能清楚、理性地看到自己文化的不足和其他文化的长处。文化自觉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化根植到传统中去。”他认为，“文化自信”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我们不是在倡导排外，而只是希望人们有文化主心骨，有文化分辨力”。
去年6月，楼宇烈在《解放日报》刊文《多元包容让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提到，中国文化有四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二是多元包容，三是博大精深，四是丰富多彩。在文章开头，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包。中国文化讲究融合，只有不断融合才能不断发展。在国内，各种民族民间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同时，注重吸收外来的各种文化。中国文化有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像中国的炒菜那样，把各种材料、佐料放在一起炒出一道菜。中国文化中有一种非常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它不是僵化的、绝对化的。中国人从太极图里看到了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事物不是简单对立的。世界是一个圆的整体，黑的部分里面有白，白的部分有黑。这说明什么？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文章结尾，他总结：“归根结底，要鼓励不同文化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创新、发展，使之超越地区性文化背景下的各种局限。其实，中国的文化环境是很好的。不同流派像兄弟一样亲密地在一起，没有什么冲突。这就是中国文化，一种能够构建和谐、让多方和睦相处的文化。”
原标题：《国学大家楼宇烈辞世，享年92岁，他强调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余韵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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