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22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接见曹云芳和李正中。谈话开始时，众人聊的是贵州的工作和生活，谁也没有料到，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忽然提起一个名字：“你们认得贺培真吗？他是你们的副市长。”
这句话让李正中感到意外。贺培真在贵阳任职多年，是当地干部和群众熟悉的老领导；可在李正中看来，毛主席日理万机，为什么会突然问起一位地方干部？毛泽东随即说明，贺培真早年曾是自己的同学。
这段同窗情谊，要从湖南第一师范说起。1913年，贺培真从邵阳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成为同学。两人相处五年多，既一起读书，也一同参加体育活动。那时的毛泽东喜欢读书写文章，也重视锻炼，游泳、跑步、踢球都不落下。
贺培真尤其擅长足球。1916年，湖南组织代表队参加远东运动会相关活动，他也在代表之列。代表队出发那天，毛泽东特意赶到码头送行。为了给朋友在旅途中解闷，他还专门借来两套《红楼梦》，匆忙赶到送行地点，亲手交给贺培真。
这件小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却很能说明两人的关系。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到场道别，而是想到朋友要在船上度过漫长旅程，提前为他准备读物。年轻人的交往，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1918年，两人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贺培真留校任教，后来与李维汉等人一起学习留法勤工俭学的相关课程。毛泽东虽然没有赴法，却一直关心湖南青年出国求学和工学结合的安排。1919年10月31日，贺培真与李维汉等湖南青年离开长沙，前往法国。
抵达法国后，贺培真参加劳动，并与同伴组织工学团体。他把在法国做工和生活中的见闻写成文章，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认为文章有价值，曾帮助推荐发表。身在异国的贺培真，也一直通过书信与国内的老同学保持联系。
这种联系并没有因岁月推移而中断。1951年，贺培真到贵阳工作后，曾将当地中小学教育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看到报纸上有关苏加诺邀请毛泽东访问的消息，他还出于关切写信询问。毛泽东于1951年12月5日复信，称他为“贺果兄”，并表示暂时不会出国，请对方放心。
贺培真原名贺果。这个称呼，保留着青年时代的旧日习惯，也显示出两人之间并非一般的工作往来。1956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贺培真到北京，与毛泽东在分别三十多年后再次见面。会后，他又收到毛泽东来信，信中叮嘱他保重身体，并希望他继续报告自己的情况。
那么，1960年毛泽东为何会在谈话中提到贺培真？原因并不复杂。那次接见中，毛泽东并没有只听汇报，还详细询问贵州山区建设、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李正中来自贵阳，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贺培真又是贵阳市领导，两层关系自然连在了一起。
当天，毛泽东从贵阳到柳州沿线的山洞，问到铁路建设情况；也谈到黔桂铁路已经通到贵阳，希望滇黔、湘黔、川黔铁路继续推进。谈话内容看似具体，实际关乎西南地区交通改善和经济发展。
接见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毛泽东注意到李正中只穿着一件衬衣，便招呼大家进屋。途中，他在一棵桂花树旁停下，询问大家是否认识。晚饭时，工作人员给客人盛上米饭，毛泽东自己碗里的却是碎米饭。李正中想替他调换，毛泽东只是说自己已经习惯了。
席间，毛泽东还亲自为客人盛鱼头汤。秘书提醒时间已经到了，毛泽东才起身向大家告别，并约他们国庆节期间到北京看看。临行前，李正中邀请他到贵阳和遵义走走，毛泽东笑着答应，有机会一定去看看。
贺培真在贵阳的工作，也与毛泽东当日关心的教育和民生相互呼应。1949年瓮安县解放后，他参加人民政权工作，任县政府教育科科长。1951年到贵阳后，他走访学校，推动民众夜校、读报组和扫盲工作，并参与地方文艺的整理与发展。
1956年12月，在贵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贺培真当选贵阳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任职期间，他重视教育，也愿意与教师、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沟通。许多群众不称他“贺市长”，而是习惯叫他“贺伯伯”，这个称呼并非职务安排，而是长期相处形成的口碑。
1972年年底，贺培真再次到北京。12月31日，王海容代表毛泽东设宴款待他，共度元旦。临近春节时，贺培真因惦念妻子身体，提出不在北京久留。毛泽东得知后，让王海容陪他用餐，并补贴其在京期间的花销。
从湖南一师的同窗，到法国留学时期的书信往来，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地方工作，贺培真这个名字始终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1960年那句看似随意的询问，背后连接的，正是几十年未曾断开的同学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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