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夏，北京，吴德接到调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通知时，最先想到的不是职务高低，而是自己对文艺工作的陌生。长期负责地方工作的他，面对电影、戏剧、出版等事务，心里很清楚：这不是熟悉的领域。
吴德的顾虑并非推辞姿态。战争年代起，他主要从事地方党政工作，先后在天津、吉林和北京任职。吉林十一年，北京多年，他处理过经济、组织和城市管理，却很少直接面对文化界的复杂情况。
他曾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想法：“文化工作我确实不懂，恐怕难以胜任。”周恩来没有简单批评，只告诉他，毛泽东已有批示，这项工作不能不接。不过，刘贤权可以先代为负责，吴德不必马上到岗。
这段缓冲期并没有持续太久。有人提出疑问，既然已经担任文化组组长，为什么迟迟不主持工作？吴德回答得很直白：不是不愿意干，而是确实干不了。张春桥听后说：“不懂就学。”
话说到这里，余地已经不大。吴德只得开始主持文化组的工作。问题也随之出现，文化领域在当时承受着复杂而尖锐的政治压力，许多事情并不单纯由业务标准决定。文化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稍有差错，就可能被要求检查、检讨。
有意思的是，连派到文化组协助工作的干部，也很难置身事外。狄福才并不熟悉文化、艺术和电影，却因为承担相关工作受到冲击。后来，石少华、黄厚民等有专业背景的人，同样被要求作检查。懂业务，并不意味着就能避开风险。
吴德夹在其中，处境相当尴尬。他既要承担主持工作的责任，又缺少文艺系统的专业积累；既不能把事情完全交给别人，也无法按照地方工作的经验处理一切。文化工作讲究创作规律，可当时很多问题又被置于政治审查之下。
到了1974年，重新恢复文化部的议题被提上日程。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文化部恢复成为此前重要的组织安排之一。按照当时的职务关系，文化组组长自然成为文化部长的候选人，吴德也因此被推到了更显眼的位置。
他并没有把这看成升迁机会。北京的工作本已繁重，文化组的工作又让他感到力不从心。吴德找到李先念，明确表示自己不适合担任文化部长，理由也很具体：对文化业务不熟，先前主持文化组时，已经感到困难重重。
这份意见没有立即改变安排。有人进一步提出，可以让他担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表面看，这是职务上的提升，实际上却意味着责任更重，涉及的范围更广。对吴德而言，问题并不在于职位大小，而在于是否具备处理这摊工作的条件。
他再次向李先念反映情况。李先念了解吴德的难处后，把相关情况转告周恩来。周恩来没有继续要求他承担文化部工作，而是找他谈话，提出让他到人大工作。
吴德听到这个安排，仍然没有完全明白其中的关节。他说，人大工作同样陌生，许多民主人士过去从未接触过，自己也未必能够胜任。周恩来听后有些着急，说道：“你怎么糊涂啊！”
这句话并不是责备他能力不足，而是认为他没有看出安排背后的用意。按照当时的组织规定，全国人大工作人员不能兼任政府部门职务。只要吴德转到人大，就不必再同时承担文化部的工作，那个让他进退两难的职位，自然也就避开了。
后来，李先念又把这层关系向他说明，吴德这才明白周恩来的安排。看起来是从一个陌生岗位转到另一个陌生岗位，实际却是帮助他摆脱文化组和文化部之间的两头牵扯。
这件事的关键，不是吴德是否愿意升任副总理，也不是他有没有担当，而是干部所处岗位与个人经历是否匹配。周恩来没有直接替他拒绝提议，而是借助人大任职的制度安排，给出了一个既符合组织程序、又能解决实际困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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