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的杏花开得早。南京城里的读书人还没把冬衣收起来，三年一度的会试就放了榜。
五十一人，全是南方人。
礼部门口当天就围满了北方举子。有人跺脚骂娘，有人蹲在墙根抹泪，有人把状纸举过头顶跪在石阶上，怎么劝都不起来。这些人里头，四五十岁的算年轻的，头发花白的比比皆是。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盘缠花光了，家里老小等着，就盼这一榜。结果从头看到尾，连一个同乡的名字都找不着。
主考官刘三吾，茶陵人，八十五岁。这个岁数还在翰林院里替朱元璋打理典章制度，整个大明朝找不出第二个。科举的条条框框是他定的，《御制大诰》的序是他写的，《寰宇通志》是他领着人编的。朱元璋看上他，就图他干净。《明史》说他“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一个活得透亮的老头。备考那些天，递条子的、托人情的、拐弯抹角想登门的，一概拒之门外。会试阅卷，他一个字一个字抠，老花眼盯得发酸，也要把每份录取的卷子再过一遍才肯点头。
三月殿试，状元陈䢿，福建闽县人。榜眼尹昌隆，江西泰和。探花刘仕谔，浙江山阴。往下翻，翻到第五十一个，全是南边来的。北方人，一个没有。
大明朝开国以来没出过这种事。南方文教再盛，每届总还能挤进去几个北方人，这回彻底剃了光头。北方举子认准了两个字：舞弊。刘三吾是南方人，取的全是南方人，天底下哪有这种巧法？
朱元璋把刘三吾叫来问。老头不慌不忙：北方打了这么多年仗，文教断了档，读书人的底子确实薄，这是实情，不是故意压他们。
皇帝没接话。他不信，可也挑不出刘三吾话里的毛病。于是点了十二个人组成复查组，领头的叫张信，翰林侍读。任务两条：把落榜的北方卷子调出来重看，把录取的南方卷子也重看一遍。
二月接手，四月出结果。北方士子的卷子，有的文理不通，有的立意平平，有的还犯了朝廷忌讳。南方五十一份，份份扎实，没有一个是混进来的。张信汇报时还加了一句：科举以文章定高下，不该分地域。
话说到这份上，按说该结了。
北方举子不干。他们又上了一道疏，这回告的是张信——说他和刘三吾串通，故意挑北方最烂的卷子呈给皇上看，让皇帝以为北方人真不行。这是欺君。
“欺君”一出来，事情就拐了弯。
朱元璋最恨被人当傻子。他心里未必真信刘三吾会舞弊，但有人把“欺君”的帽子递上来，他不接也得接。更要命的是，查到这里已经查不动了。复查组说没鬼，北方举子说复查组有鬼，两边都是嘴，谁也拿不出证据。没有一个人能证明刘三吾有罪，也没有一个人能证明张信没串通。
真相成了死结。朱元璋的解法从来只有一个：用刀割开。
张信、白信蹈等二十多名考官，凌迟处死。一刀一刀地割，让满朝文武看着他们慢慢死。刘三吾八十五了，杀在路上怕不够吓人，改充军西北，戍边至死。最惨的是陈䢿——福建来的年轻人，从会试一路考到殿试，名字挂在榜首，天下第一。不到一个月，先判流放，再追加死刑，人头落地。他做错什么了？什么也没做错。他就是在那个春天写了一篇好文章，恰好排在第一个。朱元璋要推翻整张春榜，他首当其冲，跑不掉。
同榜的榜眼尹昌隆和复查官戴彝，因为复查时说话留了余地，反倒活了下来。有时候活命不靠清白，靠话说得没那么满。
杀完人，朱元璋重开殿试。五月，他亲自阅卷，录取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一个南方没有。六月廷试，山东人韩克忠成了状元。一年之内，大明出了三个状元——张信被处死，陈䢿被处死，韩克忠活了下来。史称“南北榜”，又叫“春夏榜”。
案子翻篇了，问题没翻篇。南方文教领先是事实，北方举子的愤怒是事实，刘三吾按成绩取士的公正也是事实。三样真事撞在一起，就是个没有出口的死局。谁做主考，榜怎么出，都有人受伤。刘三吾选了让成绩说话，朱元璋选了让刀说话。
被杀的人里，没有一个招供说自己作弊。没有供词，没有物证，没有旁证。朱元璋凭的只有两样：榜上全是南方人这个结果，和有人举报这个动作。就凭这两样，二十多条人命没了。
真正解法要等二十八年。洪熙元年，明仁宗采纳杨士奇的建议：试卷上写“南”或“北”，会试按南六北四录取。仁宗说：“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北方人老考不上，慢慢就不读了，分卷是给他们一个接着读的理由。这就是“南北卷”，今天高考分省录取的远祖。
公平，有时不只是一把尺子量所有人，还得看起跑线差了多少。明朝人用了二十八年才想通，代价是二十多条人命，和一个叫陈䢿的年轻人。他死时不过二十五六岁。金榜题名那天，他大概想过回家光宗耀祖，想过入翰林、做清官。没人知道他最后想了什么。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等，《明史·刘三吾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3. 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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