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化时代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修订的思考|历史地理|史料|文献|沿革|考古学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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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谭图”）完成了中国历史时期基础地理信息的构建，并确立了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疆域变迁，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里程碑，更是国家主权宣示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谭图”自1982年出版以来，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海量出土文献的整理、重大考古新发现的持续公布，以及历代政区沿革、历史地貌变迁等领域的深度研究，不仅为“谭图”的修订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还能提升“谭图”在边疆政区动态表达、微观聚落定位、古地貌环境复原、标准年代体系完善等方面的展示精度，进一步夯实其学术严谨性与权威性。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系统梳理40余年来学界对“谭图”勘误的核心成果，结合出土文献、环境考古、历史地貌学等学科的新进展，厘清“谭图 ”修订的核心逻辑，以学术纠误求真、体系增补完善为根本，全面论证修订工作的必要性；同时以政区地理研究的系统性学术积淀为核心根基，辅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辅助支撑，从学术积累、技术赋能、实施架构三个维度论证修订工作的可行性，提出“纸质图集—释文汇编—数字平台 ”三位一体的实施路径。启动“谭图”修订工程有助于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历史地理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

关键词：《中国历史地图集》；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数字人文；人工智能

引言

历史地图不仅是人类历史活动空间格局再现的科学工具，更是国家主权宣示、行政区划管理及文化认同构建的重要依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院士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谭图”），以其宏大的时空框架、严谨的文献考据及科学的编绘体系，首次系统复原了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的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变迁，确立了历史上的中国”的理论基石。自1982年出版以来，该图集一直是国内外中国历史学及其相关学科学者们的必备工具书，同时，也为解决边界争端、边疆治理及环境变迁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依据与学术支撑。

“谭图”主体编绘工作完成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国历史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方面，大量简牍、碑刻等出土文献的整理公布，考古发掘与环境考古的突破性进展，历代政区沿革的系统性研究，均对“谭图”原有内容形成了重要补充与订正；另一方面，地理信息科学（GIS）、人工智能（AI）及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重塑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有望解决“谭图”标准年代覆盖不足、底图系统陈旧、部分地名考订偏差、自然地理要素错配等问题。全面修订“谭图”，已成为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学界的广泛共识。

本文立足“谭图”修订的时代需求与学术共识，遵循“谭图”确立的“历史上的中国”核心编纂原则，以传承学术传统、服务学科发展为核心导向，结合当前国家文化与学术战略需求，系统总结40年来学界对“谭图”的勘误研究成果以及历史地理学技术发展趋势，以厘清“谭图”修订的核心逻辑与学术本质，避免对修订工作产生认知偏差；系统地论证“谭图”修订工作的必要性，锚定修订工作最核心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客观阐释“谭图”修订工作的现实可行性，明确学术积淀的核心根基地位与技术手段的辅助定位，提出可落地的实施路径。本文旨在填补当前学界对“谭图”修订系统性、整体性论证的空白，也希望为“谭图”修订工作的正式推进实施提供较为严谨的学术参考与相对清晰的实施思路，助力中国历史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战略需求

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必要性首先根植于宏观的国家文化战略与地缘政治需求。随着时代的演进，“谭图”的职能已从单纯的学术工具书转化为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并成为界定中国历史疆域、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权威学术载体。

2.1 历史地图作为维护国家主权与疆域治理历史支撑的时空缺环有待填补

历史地图是论证国家领土主权历史合法性、呈现历代疆域政区演变脉络的核心学术档案基石。“谭图”首次系统构建了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的中国历代疆域与政区时空框架，其整体样貌与核心编绘体例如图1所示。

2.2 历史地图作为文化认同与文明叙事空间载体的民族史料需要完善

历史地图是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最为直观的载体（图1b）。“谭图”虽在处理民族政权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确立了“凡是在清朝版图内的民族政权均属中国历史”的原则，但受限于时代视角，仍侧重于中原王朝行政建置的表达，对边疆民族地区丰富多样的社会组织形态展示相对单一。

修订工作将结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最新成果，通过增补史前人类迁徙图、早期文明遗址分布图以及边疆民族互动图组，动态呈现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例如，利用分子人类学数据绘制史前人群迁徙路线，利用考古遗址数据复原早期聚落形态。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科学还原，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工程，有助于向世界讲好中国疆域形成与文明演进的历史故事。

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学术必要性

3.1 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最根本的必要性，是基于40余年来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的学术进展，对原图进行系统性勘误、订正与扩容，还原更精准的中国历史地理面貌，这是“谭图”核心学术价值的延续，也是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1）历史地理学界成果与考古新发现的学术积累，对“谭图”构成了精细化订正与纠谬需求。《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国人口史》《清史地图集》等大型历史地理著作的完成，为“谭图”修订提供了系统扎实的学术基础。例如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三卷，对中国有史以来的政区沿革进行了全面梳理，尤其是民国卷的编撰更是填补了“谭图”无中华民国时期的不足。与此同时，良渚、二里头、石峁等重要遗址的系统发掘，以及清华简、里耶秦简、悬泉汉简等出土文献的整理刊布，已使学界对秦汉郡县设置、西域都护府辖境等问题的认识远超“谭图”编纂时代。

（2）标准年代的设置应进一步优化。在“谭图”编绘过程中，每一王朝总图多选择个别年份作为其标准年代，因此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整个王朝从初立到终结其疆域和政区的变化过程，尤其是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存在问题更多。如唐代从公元618年持续到907年，共计289年，疆域变迁剧烈。“谭图”虽然用了3个标准年代：总章二年（669年）、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和元和十五年（820年）以反映其疆域政区的变化过程。然总章二年（669年）唐灭高句丽后疆域虽达到极盛，但次年（670年）因吐蕃的扩张失去了对安西四镇的控制，仪凤元年（676年）安东都护府内迁。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相继沦陷，北庭、安西亦于贞元年间（790年前后）陷落。虽然这3个标准年代的总图确实能反映出唐代疆域变迁的大势，但其中变迁的复杂过程却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使用者如若研究非标准年代的历史事件，则无法直接利用该图集。

（3）现代技术手段对历史地图编绘方法与呈现形态提出了新的需求。历史GIS、遥感考古等交叉研究方向，为修订工作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与数据支撑。“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HGIS）可反映千年尺度中国疆域政区的变化过程。“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进一步完成了古旧地图与专题数据库的数字化，可为修订工作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遥感考古借助多源卫星影像与数字高程模型（DEM），对考古遗址空间格局、河道变迁、海岸线推移的大尺度动态监测，为城址、水系和交通路线的考证提供精准的空间定位证据；近代实测地图的地理配准，能够有效校准传统文献记载的方位误差，弥补“ 谭图”编纂时期缺乏精密测绘底图的技术局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现代技术手段尚未进入历史地理主流研究，历史地图编纂的方法体系仍停留在传统文献考据与手工制图阶段，技术赋能的潜力亟待释放。

3.2 勘误成果系统集成的学术要求

40余年来学者们持续对“谭图”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检视与考订，散见于期刊、集刊、论文集。其中集刊、论文集的高质量成果亦是本次修订的重要学术支撑。因期刊文献便于统一检索，统计分析可操作性更强，为集中呈现研究脉络与时空特征，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论文为分析对象，获取1982—2025年间共发表“谭图”相关论文64篇，涉及战国至清代各历史时期，涵盖政区定位、边界走向、治所迁移、水系变迁等多类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下文有关时间分布、主题与空间特征的量化梳理，仅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服务于总体工作的概览。

（1）时间分布。对“谭图” 的研究有明显的阶段性（图2a）：1982—1990年为萌芽期，9年间发表9篇，以陈桥驿、葛剑雄等学者的宏观评介与编纂回忆为主，奠定了“谭图”的学术地位认知。1991—2000年为沉寂期，10年间仅发表4篇，年均不足0.5篇。2001—2015年为发展期，15年间发表20篇，年均1.3篇，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对“谭图” 中的部分地名进行勘误和校正。2016—2025年为爆发期，10年间共有32篇修订文章发表；2021—2023年连续3年保持年均5~6篇的高产出。这一时期主要是因为简牍档案等新史料的挖掘及GIS技术的应用，学界对原图集中的内容进行了更为精细的考订与勘误。

（2）主题分布。去除编纂评介与纪念性文章（14篇后，实质性勘误研究呈现微观订正主导的总体格局（表1）。具体地名与政区定位类研究占据绝对主体（38篇），多采用校误（7）、地名（6）、献疑（7）、正误（3）、勘误（2）等表述方式（图2b），主要集中在纠正“谭图”中具体标绘的讹误（59.3%的研究为具体地名的点状考证），对“谭图”的编纂原则、边疆处理标准、古今对照方法等宏观议题关注不足。虽然近年来仅有4篇关于“谭图”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其展现的栅格图像渐变技术研究、地理时空图谱构建等研究极具创新性和建设性，为图集修订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3）空间分布：通过对38篇涉及具体区域考订的实证文献进行空间统计，呈现出显著的“边疆偏好”特征。其中，西北（甘肃、宁夏、内蒙古）与西南（云南、贵州、川边）地区的考订文章最为集中，占比超过40%。华北（山西、河北）、长江中下游（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中原核心区研究相对较少，仅10篇左右，占比不足30%。边疆民族地区研究密度显著高于中原核心区，反映出“谭图 ”在中原核心区的绘制相对精准，而边疆地区受限于当时的档案获取难度较高与多语种史料利用能力有限，兼及民族互动频繁、政区设置复杂等问题，故“谭图”中对边疆地区的系统性认知偏差较大。

（4）发表载体：形成了专业权威期刊与地域性刊物协同分布的格局。《历史地理研究》（含《历史地理》）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作为历史地理学专业权威期刊，发表了23篇高质量考订与论述文章，占比超过1/3，发挥着引领研究议题的积极作用。大量基于地方文献与实地考察的实证研究，则多见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西藏研究》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刊物，体现出本地知识对边疆史地研究的特殊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测绘》《地图》等技术性文献的出现，打破了单一的人文学科话语体系，充分印证了“谭图”编绘的跨学科复杂性及历史地理学文理融通的学科特色。

3.3 编图方法革新突破的发展要求

深入剖析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错讹并非偶然误差，而在于图集编修时期方法的局限，相应的订正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层面：

（1）边疆政区的动态性表达局限。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缺乏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确定性边界，其空间范围随王朝实力的消长而变动，而“谭图”因采用标准年代的静态制图法，难以准确反映这一动态过程。如清代川边、云南地区土司辖境伸缩多变，原图对顺宁府、永昌府等地的界线划定以及蒗蕖、南甸土司治所的标注，与清宫档案记载存在明显的出入。在西北边疆，关于明代卫所与当地民族政权的空间关系，以及如“讹答剌卫”等具体地点的归属，学界已有新的定论。未来修订工作需要突破单一时间切片式的表达方式，以更具弹性的方式表达边疆政权的性质演变与空间伸缩。

（2）考古新证与微观地名考订的系统性偏差。出土文献的整理直接修正了传世史料的谬误。如里耶秦简、清华简与悬泉汉简的面世，为秦汉郡县设置、行政层级及交通路线走向提供了新证，原图中关于秦代洞庭郡、苍梧郡等地的描绘需据此重构。同时，分子人类学与史前考古为早期文明提供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一旦关键参照点（如古城址）经考古发掘确认为误判，将引发区域性的连锁错误，如战国垣曲盆地聚落的位移直接改变了对韩、魏两国交通网络与军事防线的复原认知。因此修订工作应建立全要素考古地名数据库，利用GIS空间分析进行拓扑检查，消除逻辑矛盾。

（3）自然地理要素复原的时间滞后效应。“谭图”在绘制水系、海岸线及地貌特征时，部分沿用了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地理底图，难以开展精细的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变迁研究。如河套地区古城的选址与当时的黄河河道走向密切相关，但有学者指出因“谭图”中使用了该段黄河现代河道，导致汉唐时期的昭君坟和石崖城标在当时的河道中或河对岸。再如黄河重要支流伊水正源的绘制，也有水文地质学证据指出了其中的错误。此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与渤海湾地区的造陆过程，以及对云梦泽、洞庭湖等大型水体的盈缩演变，其绘制精度也有待结合自然科学研究进一步提升。因此，修订工作必须引入历史地貌学与沉积学的最新成果，利用孢粉记录、遥感解译及沉积相分析，重绘历史时期的海岸线进退与古河道变迁，在真实还原的“古环境”历史地图上解释人地关系。

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可行性分析

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可行的根基在于数十年来历史地理与相关学科的系统性学术积淀，以及编纂团队一以贯之的学术传承。此外，复旦大学自CHGIS建设以来20余年的数字化积淀，与近年来“早期中华文明多模态大模型”等前沿探索，可作为辅助性的技术支撑，为修订工作提供从数据基底到智能生成的赋能路径。

4.1 学术积淀与传承提供了知识与人才保障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作为承担“谭图”编纂工作的主要机构，基本完整保留了20世纪50—80年代的编绘档案、原始底图及海量考证卡片，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学术资源库。4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系统性成果，为修订工作提供了成熟的学术支撑，以下按出版时间先后列举代表性成果：《中国人口史》6卷（2002年）、《中国历史自然地理》（2013年）、《中国行政区划通史》13卷（2007—2016年）、《中国近代经济地理》9卷（2014—2017年）、《清史地图集》（2023年）。这些成果层层递进，为“谭图”修订构建了完整的学术体系，核心支撑体现在四个方面：

（1）历代政区沿革的系统性研究，为修订工作提供了完整的基准框架。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对中国有史以来的政区沿革进行了通盘、精准的梳理，完成了中华民国时期政区沿革的系统考订，为“谭图”增编民国卷提供了相对成熟的学术基座。此外，《清史地图集》基本完成了清代政区逐年的精准复原，《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系统梳理了历代河湖水系、海岸线的变迁过程，均可为“谭图”的系统性修订提供基本框架。

（2）断代与专题历史地理研究的海量成果，为逐点勘误提供了定论性支撑。40余年来，历史地理学及相关研究学术领域已形成了大量高质量的专题研究成果。边疆史地领域：《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及西南土司、西北卫所、东北边疆的专项研究，完成了边疆政区较为精准的考订，可用于修正“谭图”边疆地区的标注偏差；出土文献领域：里耶秦简、清华简、悬泉汉简等材料的系统整理，为秦汉政区、西域地理的订正提供了原始依据；考古领域：历代城址、聚落遗址的系统发掘，为地名的精准定位提供了考古实证。这些成果覆盖了“谭图”的各个断代与区域，为逐图、逐点的勘误订正提供了充分的学术依据。

（3）“谭图”原始释文的完整传承，为精细化考证提供了核心底本。本次修订工作将以“谭图”原始释文底稿为基础，建立对应的基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开展三级精细化考证：①对学界已有定论的勘误内容，完成史料复核与图幅修正，补充完整的考证依据；②对传世文献与新出史料存在矛盾的内容，进行对勘分析，完善沿革脉络与史料支撑；③对学界存在争议的内容，严格遵循“多闻阙疑”的原则，在释文中罗列不同学术观点，保留学术讨论空间，完整传承谭其骧先生严谨的学术传统。

（4）学术团队的完整传承，为修订工作提供了核心人才保障。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作为“谭图”编纂的核心机构，历经数十年发展，已形成了断代齐全、领域完备的历史地理研究团队，在历代政区沿革、边疆史地、历史自然地理等领域均有深耕多年的专家学者；同时，该所与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历史地理、断代史、考古学领域的学者已达成广泛的学术共识，可根据需要构建跨机构、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为修订工作提供全面的人才支撑。

4.2 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时空框架与数据基础

自2001年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便启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该项目历时20余年，确立了中国历史地名与政区的时间序列数据标准，目前已发布至V6版本，完成了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间行政区划基础数据的建设。CHGIS不仅积累了7万余条经过精确校核的、具有唯一标识码（ID）的时空数据，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套“生存期” （Lifetime）的时空数据模型（图3），能够以时间轴为贯穿主线，完整记录每一个历史地理实体的全生命周期变化，解决了传统静态地图难以表达政区动态演变的技术局限，为修订工作提供了最核心的数字化框架。

在此基础上，专题数据的维度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相继建成了包含26万余条记录的历史地理专题数据库（涵盖经济、人口、灾害、交通等），以及含有38万条高精度记录的“历史地名数据库”。特别是针对“ 中华民国”卷编绘中面临的底图难题，已完成了上万幅民国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数字化配准工作。目前“历史地名在线服务系统”与“在线制图服务系统”均已上线运行。前者实现了海量地名数据的快速检索与时空定位，后者则积累了大量古旧地图配准与在线可视化经验。这些海量的、经过长期清洗与校核的结构化数据，构成了“谭图”修订工作坚实的地理信息基础。特别是针对原图集自然地理要素复原滞后的问题，复旦大学研发的“环境演变与中华文明形成数字平台”，整合了高精度的古气候数据、沉积学记录及考古遗址分布数据，能够为修订工作提供不同历史时期的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环境背景，进一步解决“古政区错配今自然地理要素”的问题，为“古今同构”的历史地图编撰提供科学依据。

4.3 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提供了新型技术支撑

本次修订将建立一套基于“数据重构—智能辅助—平台发布”的全新技术路线，依托复旦大学的“早期中华文明大模型”研发专用大模型及智能体，实现生产力的跃升。目前已建成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环境演变与中华文明形成数字平台”，以及正在开展的基于大模型知识库的智能问答升级研发，可为修订工作提供配套的数字化辅助支撑，相关平台界面与功能如图4所示。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在整个修订工程中仅处于辅助地位，其核心作用在于提高史料检索、矛盾检测与制图生产的效率，而非替代政区地理的精细考证。

（1）构建史料挖掘与考订的智能体（Research Agent）。针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与复杂的文献考订过程，该系统基于大语言模型（LLM），构建历史地理智能体（Agent）。作为系统的核心模块，历史地理智能体搭载经过历史语料微调的大语言模型，具备对二十四史、历代方志、档案文书及多语种海外汉学文献的深度语义理解与实体识别能力。该模块可自动识别文本中的历史地名、政区沿革、时间断限等关键要素，提取“地名—时间—空间—属性” 四维关联信息，并基于图神经网络（GNN）技术构建动态地名沿革知识图谱。图谱节点涵盖各级政区、山川关隘、交通节点等地理实体，政区置废、更名、迁治、隶属等关系表征类型，支持复杂时空关系的推理与查询。与此同时，还将系统建立“传世文献—出土材料—考古报告—实地考察” 四重证据比对框架，自动检索同一地理实体的多源记载，运用时空逻辑规则与概率推理模型检测矛盾点。例如，当《水经注》记载的河道走向与新出土墓志铭所记载的墓葬方位存在空间冲突，或方志记载的置县年代与简牍文书存在时间差异时，系统自动生成矛盾预警报告，根据历史地理文献考证原则标注置信度等级与可能的原因分析（如文献传抄讹误、异地同名、行政边界调整等），即时推送至专家评估界面进行人工校正。

（2）集成并研发历史地理制图智能体（His-Cartography Agent）。在已有的“在线制图服务系统”的技术积累基础上，通过深度学习算法与制图学规则的深度融合，升级研发面向历史地理场景的专用制图智能体（图5）。该智能体采用“规则约束+生成优化”的双引擎架构：底层嵌入国家测绘标准符号库与历史地图专题符号规范，确保地图表达的规范性与权威；上层集成基于生成对抗网络（GAN）与强化学习的智能布局优化模型，实现符号配置、注记放置与色彩设计的自动化生成。针对历史地图编绘中繁琐的符号标注、注记避让与要素综合难题，该智能体能够根据历史政区的密度与等级，自动生成符合美学规范的地图布局。更重要的是，结合GIS的时空插值算法，制图智能体将突破标准年代的静态限制，实现疆域边界与自然环境（如河道摆动）的连续动态模拟。这意味着，修订后的成果将不再局限于纸质图集的出版，而是能够在“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信息服务平台”（CNHGIS）上，提供可交互、可检索、可定制的动态时空知识服务。用户可通过时间轴滑块获取历史政区的连续变化。

4.4“三位一体”架构与协同机制提供了执行保障

修订工程采用“纸质图集—释文汇编—数字平台”三位一体的实施架构，并建立跨学科协同机制保障执行。

（1）纸质图集修订。维持8册原有规模并增编第9册《中华民国时期》。核心工作包括：底图更新为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系统勘误原有政区数据，预计修正点、线、面错误数千处；增补汉、唐、宋、明、清等持续时间长的王朝和魏晋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疆域剧烈变迁时期的标准年代图幅。与此同时，根据近年来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进步，在第一册增加早期人类迁徙及多幅新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延伸历史地理学的时间纵深。

（2）释文汇编出版。以省区为单位整理既有释文，增补修订部分考证文献，总计约25册。释文出版将增强图集内容的可检验性，不仅提高修订版的学术权威性，还可以为历史地名学与政区制度史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3）数字平台建设。搭建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信息服务平台（CNHGIS），实现三大功能：学术研究数据支撑（提供可下载的Shapefile、GeoJSON等格式数据）、教育普及可视化工具（支持在线课程、虚拟展览）、持续更新技术架构（建立版本控制与数据治理机制）。

（4）修订工程将采用跨学科协同机制，建立“文理交叉、数智融合”的科研组织模式：史前文明部分与分子人类学团队合作，利用古DNA数据复原人群迁徙路径；自然环境复原与环境考古、地貌学团队配合，利用沉积记录与现代遥感解译重构古水系；技术开发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团队深度融合，构建历史地理大模型与智能制图系统，并优化大模型算法与分布式存储架构。这种多学科协同机制为复杂历史地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支撑，充分体现了文理交叉、技术赋能的学科趋向，有望成为数智时代历史地理学方法论创新的典型实践路径。

结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学术接力，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从“描述地理”走向“计算地理”与“模拟地理”的关键转折。修订工程的必要性根植于国家疆域治理的战略需求与学术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其核心在于提升原图集在时空覆盖、边疆治理及人地关系复原上的表达能力。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团队经过40年的全面发展和二十余年的国际合作与数据平台建设，从多部重要著作的完成，到CHGIS的数字化基础的奠定，再到多维专题库的拓展，以及环境演变数字平台与中华文明大模型的技术突破，已经积累了优势明显和特色鲜明的专业人才队伍、学术数据资源与技术势能，这使得启动这一宏大工程不仅具备了坚实的学术可行性，更具备了成熟的技术操作性，可以全面促进历史地理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1）基于系统学术梳理的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谭图 ”完成后的近40年学术发展，历史地理学在处理诸如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疆域政区、人口迁移和丝绸之路变迁等经典问题时，打破学科知识边界，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在回应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形成自主知识体系。

（2）文明起源与文明型国家的理论创新：现有的文明起源理念仍受限于欧美学界的定义，而近年来中国境内考古遗址的大量发掘与器物出土，用西方对文明起源的定义无法解释。通过“谭图”修订工作，将早期考古遗址点定位在地图上，可以清晰地反映中华早期文明的源与流。这不仅对文明起源等理论创新提出新见解，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勾勒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时空过程，明确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路径的不同，为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与演变等重大理论问题提供学术支撑。

（3）文理交叉下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创新：“谭图”修订除行政区划变迁外，还涉及海岸线变迁、绿洲演替、古城兴衰等生态文明问题，这都需要科技考古和环境考古的加持。底图的更新和数据平台的建设更需要高科技赋能。因此，“谭图”修订可将历史地理学打造成具有代表性的新文科标杆，进而培养一支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综合性研究团队，有望在国土规划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修订工作将在回应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等重大问题的同时，促进历史地理学全面升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并在与历史学、地理学、分子人类学、大气科学、环境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提炼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禹贡学派”。

作者：张晓虹,李爽,徐建平

来源：《地理学报》2026年第9期

选稿：耿曈

编辑：董进康

校对：杨琪

审订：贺雨婷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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