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下旬，黄克诚在北上的列车上接到一封写给“瞿波平”的信。写信人是程潜，信的内容并非客套寒暄，而是关系到湘西匪情的关键线索。此时的湖南表面已经和平解放，山林深处却仍藏着数量庞大的武装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后，湖南约有20万名土匪和国民党残余武装活动，百人以上的股匪有一百七十多股。湘西山高林密，河谷纵横，许多匪帮经营多年，熟悉每条小路、每处隘口。对他们来说，解放军进入湖南，并不等于末日马上到来。
更重要的是，湖南不少地方采取和平方式解放。城市和乡村避免了大规模战火，这是难得的好事，但国民党军残部、地方武装和惯匪也因此保存了实力。宋希濂奉命整合湘西匪帮，短时间内收编出若干暂编部队，试图把分散的山寨拼成一道阻挡解放军南下的屏障。
宋希濂对黄克诚的轻视，也在匪首之间迅速传开。他曾对一些匪首说：“黄克诚不善于带兵打仗。”这句话真假参半，却很有煽动性。黄克诚长于战略判断，不以骁勇善战著称，正好被宋希濂抓住，夸大成了“不会打仗”。
匪首们听到这些话，自然不会害怕。有人甚至认为，解放军派来的只是一个不擅长军事的文官，凭借湘西地形和多年积累，完全可以周旋下去。不得不说，这种判断并非毫无依据，因为湘西土匪面对的并不是一支摆开阵势、等着决战的军队，而是一张盘根错节的地方关系网。
黄克诚抵达湖南后，没有急着把所有兵力投入山中搜捕。他先处理粮价和民生问题。连年匪患、水灾以及商人囤积，使粮价不断上涨，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谈剿匪便无从谈起。稳定粮食供应，既是在救济民众，也是在削弱匪帮借乱扩张的基础。
此后，第四十七军进入湘西作战。战争初期，部队很快击溃了部分国民党残军，缴获和消灭人数达到数万人，宋希濂鼓吹的所谓“千里人防长城”随之破裂。可当目标转向当地惯匪时，进展突然慢了下来。
山里的老匪不与大部队硬拼。他们白天藏进密林，夜间转移据点，依靠熟悉地形避开追击。解放军大部队进山，常常扑空；小部队行动，又可能遭到突然袭击。1949年11月，第四十七军一支部队在湘西行军时进入险要地形，遭到匪徒伏击，部队付出了伤亡代价。这次教训说明，兵力多并不代表能够立刻找到敌人。
这些匪帮还有一套维持自身的办法。他们未必天天在本地烧杀抢掠，反而会刻意约束部下，不许随意伤害附近穷户，不许动耕牛，也尽量避免侮辱妇女。表面看似“讲规矩”，实际是为了不把百姓逼到对立面。
匪首很清楚，穷人虽然没有多少财物，却熟悉山路和村情。一旦百姓愿意替他们传递消息，官军便很难摸清行踪。至于耕牛，更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根本，抢走耕牛就等于断人活路。所谓宽仁，不过是土匪为长期盘踞而设计的伪装。
黄克诚看出了这一层关系。他在会议上指出，部队一个月只能抓到几名土匪，问题不是兵力太少，而是方法没有对准症结。继续在山里兜圈子，只会让部队疲惫，匪徒却借机恢复元气。
随后，湖南方面把剿匪和治理结合起来。禁绝鸦片，重点打击收购、运输和贩卖环节，切断匪帮的重要财源；开展土地改革，削弱地方豪强与匪帮之间的利益输送；同时实行政治争取，允许受裹挟的普通匪徒下山，严惩首恶。
程潜那封信，也在此时发挥了作用。黄克诚借助地方关系，同瞿波平取得联系。随着国民党残军被击溃，山外交通受控，匪帮财源断裂，原本依靠山寨谋生的人开始动摇。瞿波平等地方首领接受处理，对其他匪帮产生了示范作用。
所以，土匪最初不怕黄克诚，并不是他们真的有把握击败解放军，而是误信了宋希濂的判断，又过分依赖湘西的地形、人情和旧有网络。他们以为剿匪只是一次军事围捕，却没有料到，黄克诚要做的，是同时拆掉他们的武装、财源和社会掩护。
到1951年，湖南大规模剿匪基本完成，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各类匪帮共计二十余万人被消灭、改编或处理。那些曾经让官军反复奔波的山寨，也随着基层政权建立、土地关系调整和交通逐步恢复，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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