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夏天的上海还浸在梅雨季末的黏腻热气里，我攥着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的录取通知书从快递袋里抽出来，烫金的校名在老弄堂的树荫下亮得晃眼，对着手机镜头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的瞬间，手指都还因为刚从邮局取件的小跑带着点汗。
不到十分钟底下的评论区就刷了几十条，高中同学的“牛逼”、亲戚家的“以后要当大翻译了”挤成一排，连平时很少点赞的高中班主任都留了句“选对专业了，前途无量”——那是整个家长圈和求职市场都为“一带一路”热词疯魔的年份，街头巷尾的饭局上都在传，阿语系的学生还没毕业就会被中石油、中建、中交这些国企的海外事业部提前锁人，驻外岗位起薪就是二十万起，干满三年就能攒出老家的首付，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给我们这届阿语新生画饼：“以后你们这届毕业，一半是驻中东的外交官，一半是跟着石油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的富豪”。
卧槽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届整整37个学生，大半填报志愿时根本说不出阿拉伯语的变位规则有几种，填志愿的参考标准只有家长转来的、带着明显夸大成分的就业传闻：谁的远房表姐在中建驻沙特的项目上做翻译，两年就买了车；谁的学长刚毕业就被中石油签了，补贴比国内工资还高。我自己也不例外，填志愿时脑子里全是“海外高薪”“不用挤国内的求职卷”的念头，甚至连阿语字母刚认全的时候，就开始对着驻外项目的招聘简章算自己毕业时能拿到多少补贴，连去中东晒黑几个度的心理准备都做好了。
可谁也没料到，四年的时间线会歪得那么彻底。2020年毕业季的脚步踩过来的时候，我们宿舍四个天天泡在辅导员办公室改简历的人，没有一个人踩中当年传得神乎其神的“美好预期”。整个大学四年我把能凑的实习全凑齐了：大三上学期扎在突尼斯首都近郊的中建工地当随行翻译，住的板房夏天温度能飙到四十度，跟着工头跑现场晒得连脖子和脸都成了两个色号；大三暑假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国际贸易展当接待，顶着正午的太阳在展馆门口举了三天的引导牌，连喝的矿泉水都是冰得硌牙的当地牌子；大四上学期又在迪拜的一家贸易公司做跟单，对着阿拉伯语的物流单熬了大半个月的夜，把整个中东的航线港口背得滚瓜烂熟。简历的实习栏塞得满满当当，我那时候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比同届只待在课堂里的人不知道强了多少。
结果大四秋招的第一场面试，是一家头部基建公司的海外事业部，面试官翻来覆去把我那页写满中东实习经历的简历看了三遍，抬头笑着跟我说“小伙子能吃苦，跑过这么多现场不容易”，我刚要接话，他突然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那你除了阿语，还会什么？”我当时愣在面试间里，只觉得这个问题莫名其妙：我来面的就是阿拉伯语翻译岗啊，会阿语不就够了？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反应过来，那根本不是一个疑问，是人家HR看在我跑了那么多实习的份上，给我留的最后一点体面——他们根本不需要只会说阿语的翻译了，海外项目的岗位早就缩编了。
后来的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来：本来已经发了offer的中建驻阿联酋项目，因为疫情封境直接通知我offer取消；另一家做中东贸易的公司刚面到终面，突然说整个部门的HC全锁了，连HR都不好意思跟我多说。春招的那三个月我整个人都是慌的，坐在出租屋的电脑前一天投几十份简历，从翻译岗投到行政岗，从外贸岗投到运营岗，前前后后投了快200份，最后只有一家做中东市场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给了我海外内容运营的offer。入职第一天我对着后台的数据分析面板发懵，连最基础的转化率指标都要对着百度百科查，大学四年背的阿拉伯语变位、抄的经贸函电范文，突然全成了用不上的摆设。手机相册里存的那些在突尼斯工地和工人的合影、在摩洛哥摩洛哥展会接待、迪拜贸易公司跟单全成了相册里的废片。
当年以为“阿语是通往海湾的金桥”，后来才明白，桥墩是行业周期，桥面是家庭托底，而自己只是桥上被风吹着的小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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