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天，杭州北高峰半山腰，一只大公鸡突然从农舍后面晃了出来，迎着一行人走去。毛泽东看了片刻，笑着对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把大公鸡管住。”一句玩笑，既缓和了气氛，也让随行人员听出了其中的意思。
那次登山，毛泽东并不是专程来求签问卜。1953年12月27日，他率宪法起草小组抵达杭州，开始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此后两个多月，讨论、修改、核对，工作十分繁重。山路，便成了他调整状态、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
杭州的山不算高，却离城市很近。灵隐、天竺、韬光、北高峰一带，石阶曲折，林木茂密，既能避开喧闹，又不至于远离工作。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在杭州期间常常登山，天气好时走远一些，天气不好便在附近活动，几乎走遍西湖周围的山岭。
他爬山不喜欢旁人搀扶，手里常拄一根竹竿，称作自己的“第三条腿”。路上走得并不急，遇到陪同人员，还会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有时谈历史，有时讲诗词，也会突然提出问题，让大家边走边想。
北高峰之所以特别，在于它是西湖群山的重要制高点。站在山顶，西湖、钱塘江以及杭州城的轮廓都能收入眼底。对毛泽东而言，登高不只是看景，也是观察地形、了解地方历史的一种途径。他曾谈到南宋临安旧事，也讨论过山名、寺院和古道的来历。
第一次登北高峰时，李敏和毛远新也在队伍中。两个孩子在天竺一带看见有人抽签，觉得新奇，便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把它说得神秘，只是平静地解释：“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等你们长大，可能就看不到了。愿意的话，可以去试一试。”
这句话容易被人误读。它并不是认可抽签算命，更不是毛泽东本人前去求签。按照当时在场人员的回忆，他只是把孩子的好奇心当作一次接触社会现象的机会，同时借机说明，随着社会教育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类旧习俗会逐渐减少。
有意思的是，后来却出现了“毛泽东登北高峰是为了算命”的说法。王芳曾明确回忆，毛泽东登山时主要经过灵隐、上天竺、韬光寺等地，重点在于游览山景、了解情况。把孩子对庙中抽签的兴趣，夸大成领袖亲自算命，显然改变了事情本来的性质。
1954年2月15日，毛泽东再次登上北高峰。走到半山腰，他在一块干净石板上坐下休息。新调来的警卫处处长伍一从旁边经过，被他叫住询问姓名。听到“伍一”二字后，毛泽东顺势打趣，说这个名字容易记，因为每年都有“五一”劳动节。几句话下来，原本紧张的年轻干部放松了许多。
登顶后，毛泽东没有停留在固定路线之内，而是询问山岭通向何处，随后决定从桃花岭方向下山。那时山路并不平整，荒草丛生，路旁立着一块指路石碑。有人提议拍照留念，摄影记者侯波便在山岭、西湖和钱塘江映衬下，留下了一张照片。
这次登山中，还有一个细节颇值得注意。为确保安全，有关方面提前把山上农户集中起来，毛泽东一路看不到群众，情绪明显低落。大公鸡出现后，他用玩笑提醒陪同人员，警卫工作不能只顾安全安排，也不能因此让群众与来访者完全隔开。
1955年4月，毛泽东第三次登北高峰。春日山间花木繁盛，他在山顶眺望远处平原，又指着对面山峰询问名称。得知那是美人峰后，他联想到西湖“双峰插云”的旧景。下山途中，他还笑称：“年老了还跑来爬北高峰，爬了三趟还觉得没有爬够。”
这几次登山，后来成为他杭州生活中的一段特殊经历。1953年底至1954年初，他在杭州主持宪法草案起草；繁重工作之外，北高峰的石阶、韬光寺的古道、山顶俯瞰的湖山，也被纳入了他的日常思考。那首写下“三上北高峰”的《五律·看山》，正是这种经历留下的文字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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